南宋皇族隐居晋江七百年：一个王朝的千年遗梦

揭示村民与赵宋皇族历史关系的楹联，在星塔村随处可见。

到了明代，各地的赵氏后人纷纷复姓，而星塔村吴氏族人非但没改，还把“生吴死赵”的族规写入房谱，世代相传。当地老人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民间传说：以前，有的族人知道自己是皇族后裔，便把“吴”姓改回“赵”姓；这一改，可不得了，星塔村接连发生几起怪事：村民生意破产，有几个人莫名其妙地病倒，不该死的人也死去了。村民们四处求佛，但都无济于事。后来，经道士指点，让复姓的村民再次把姓氏改过来，村子才恢复往日的安宁。从此，“生吴死赵”的风俗，便在安海星塔村沿袭下来。

几百年过去了，人们记住了“生吴死赵”的习俗和民间传说，记住了这个皇族村，也记住了这群赵氏宗室的子孙。吴清标说：“这种习俗一代代传下来，族人也没觉得不习惯，现在大家保持历史的原貌，再也没听说有人要复姓的事。”

700多年前的晋江，一群贵为赵宋宗室的龙子凤孙从这里开始退出政治舞台，从此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人们不禁好奇：这些皇亲国戚当年缘何迁居晋江？他们在晋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星塔村的吴氏村人和泉州市区的赵氏族人，同为赵宋皇室的后代。他们的先祖是亲兄弟，早在883年前，自杭州迁入泉州。据《青阳赵氏族谱》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的冬天，宋高宗赵构大笔一挥，签下了一纸调令，使得赵匡胤七世孙赵子侁、赵子镠等赵宋宗室349人，从临安府杭州，移居繁华的泉州城；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也随之迁到泉州。一开始，这些皇亲国戚住在泉州市区的旧馆驿内。半个世纪后，赵子侁之孙赵师玖，在泉州谋了个七品文官。这个过惯了闲适生活的贵胄，无意仕途，便举家搬到晋江的青阳山下。赵师玖家族在青阳一住就是近百年，繁衍了八代子孙。

与泉州城内的赵氏宗室成员一样，赵师玖和他的子孙当时在晋江可坐享贵族的待遇，不做官、不干事，终身也能得到生活的保障。只不过，迁居泉州城外的赵师玖，每个月拿到的津贴，要比住在城内的王族们要低得多。

在泉州《南外天源赵氏族谱》上，我们看到了这群宗室王族的生活补助发放方案：住在泉州城外的，十岁及以上的人，每个月的补贴是2贯钱、1石米；五岁及以下者，每月1贯钱、0.5石米。而住在泉州城内的，长者每月13贯钱、1石米，二十岁以上的每月9.1贯钱、7斗米，十岁以上的每月4.7贯钱、4斗米，五岁以上的每月1贯钱、4斗米。要是谁家女儿出嫁，也有一笔丰厚的嫁妆。终身未婚的，就养他（她）一辈子。

由于生活优裕，赵氏宗室人口在泉州发展很快。据明·万历《泉州府志·卷9》载，至嘉泰年间 (1201~1204)增加到1820余人，至绍定年间(1228~1233)又增加到2300多人。

2300名赵氏宗室成员，只占了当时泉州125万人口的1.8%，但他们的开支却远远超过泉州钱粮收入的一半。泉州一年的钱粮收入，一半是用来支付这些皇亲国戚的费用。

记者查阅宋朝史官编写的《宋会要辑稿》，发现上面记载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单单发给泉州王族们的俸钱和米价钱两项，泉州每年支出高达14.37万贯钱；此外，他们每年的公务补贴、书费，每年1.11万贯钱、米1500石，也由泉州支付。

《宋会要辑稿》还披露了泉州知州上奏为王族们申请补助款的细节：１１３３年的夏天，泉州知州谢克家，上书请求经济援助。谢克家认为，泉州的常规赋税收入勉强应付正常开支，根本不足以养活宗室成员；虽然有转运使司援助的２万贯钱，但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仍然有6.24万贯的缺口。皇帝给他的批复是，授权泉州销售２５０张度牒（度牒，也叫戒牒，为僧尼的上岗证），来应付这项开支。

“赵宋宗室之所以定居泉州，是看中当时泉州的经济繁荣与安定。”安海老学者曾平晖表示，在元兵的步步紧逼下，宋朝皇族一路南逃，辗转迁入泉州，定居长达147年，而所有的宗室成员都可以从当地政府领取俸禄或补助钱米。

宋代晋江宗室成员在担任官职方面有特殊的待遇，朝廷对晋江这些皇族任官有所放宽，他们参政的机会增加。

据《南外天源赵氏族谱》记载，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仅闽南的泉州和漳州，就曾经出现13名宗室知州（泉州6名、漳州7名）、51名宗室知县；南宋期间，泉州进士计582名，其中宗室籍进士122名，占21.0％。

值得一提的宗室成员是泉州知州赵令衿，他还是晋江安平桥的建造者之一。赵令衿是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当上了泉州知州。赵令衿主政泉州时的最大功绩，是建成安平桥和东洋桥。长桥竣工之后，感激的晋江百姓为他修建了生祠。

没想到，赵令衿遭难的原因是他得罪了秦桧。对此《宋史·赵令衿传》有详细记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赵令衿看了秦桧的《家庙记》，口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结果被告。

与南宋辉煌的科考成就相反，自元朝至明清，星塔村的赵氏，默默无闻，隐居不仕，几乎看不到当地族人在朝廷做官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