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金改"待破题 激活民间资金阳光化地下借贷

一个企业的资金样本

通过民间借贷和盘活富余资金

作为一家鞋服公司的老板，杨建（化名）没有去参加今年的春季广交会，眼下他最着急的事情，是筹集到足以开工生产近50万件童装的原料款，缺口大约为200万元。

“我们公司的产品，全部都出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订单的问题，而是订单能不能接的问题。”杨建早年是一个业务员，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自己办厂，在2007年之前的外贸黄金时期，将企业做到了年出口5000万元的规模：去年底，杨建谈下了一个国际品牌的代工，产值几乎瞬间增加了3000万元的空间。

杨建的问题，在于调节变化的账期带来的压力。在2011年之前，大多出口企业往往能在出货一个月内拿到全部的货款，这也成为很多老板不愿从事内销的最大原因之一，几乎没有被拖欠货款的忧虑；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外贸账期开始拉长，从30天拖到50天，现在又大多拖到90天，本来资金压力就大，订单一增加，更是焦头烂额。

“客人没有给一部分原料款，我们当然不会贸然开工，但先给的比例往往只够最基本的采购，备料、机器设备、员工招聘和安顿等，就要从之前积累的利润当中支出。”杨建对记者扳着指头算账，发现把现有的存款投进去之后，还有200万元左右的资金缺口，他计划找银行贷款，但跟几个股东商量之后，一致选择了放弃，理由是贷款需要支出的利息，将会拿走将近一半的利润，“万一原料价格波动太厉害，等于白干了。”

这不意味着杨建的公司没钱。私底下，他和几个股东都有放债给其他人或公司，总金额加起来超过千万元；按照公司的运行，每季度能收到的总货款，将近2000万元，其中盈利部分都入了公司的账户，到年底再进行分红，或者决定是否增加投资。“不管是按工人数，还是按产品计算，单位利润在下降，但总量做大了，赚钱还是有的。”杨建告诉记者，根据股东之间的约定，大约总收入的2%要拿出来分红。

在泉州，杨建这样的民企老板并非个案。记者接触到的很多中小型企业，一方面会经常遇到资金上的困难，但面对银行贷款的附加成本（例如捆绑理财产品）、时间成本（往往贷款到位时已经过了最急的时候）、抵押成本（公司的财务信息会因此被透明）等叠加起来，他们宁愿选择向朋友借钱，多为短期的，月息不会超过2分，因为借的都是熟人；另一方面他们自己手上的富余资金，并不愿意存入银行，而是进入民间借贷领域，尽管很多渠道不被政府认可，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不是高利贷，而是基于彼此信任的雪中送炭。

入股银行的企业实践

民资进入金融机构的门槛较高

在一些小微企业眼中的企业与银行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并非是唯一的样本，银行对存款的需求，是放贷的保证，而企业是吸储的重点对象；企业资金在银行的存与贷之间，产生的利差往往会变成企业的负担。

“如果纯粹放进银行，就是死钱一笔。吸纳优质的资金进入银行，是一件两利的事情。”作为泉州民企入股银行的先行者之一，福建大中金属材料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苏丽红认为，投资金融业的好处，不能仅仅从能够获得分红这么简单的角度去理解，至少还应该包括企业品牌提升、方便银企配合这两方面的考量。

根据“省十一条”的政策，明确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或参股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尽管在很多地方已经有实践在先，但如此措辞的鼓励和支持，还是第一次。“实际上，普遍对金融业有投资意向，但也要分好几种情况。”苏丽红回忆，在2006年农村信用社改制，要吸纳优质客户入股时，她听到的更多的是反对：一方面是集体所有制，不被看好；另一方面则是还属于新鲜事物，参与的人还很少。

当时顶着压力，按照最高上限200万元投资后，苏丽红成为第四大股东，2011年改制成为泉州农商银行后，又追加投资，成为自然人第三大股东。“入股银行不单是一笔投资，干一行、学一行，当你把积攒的财富投入到金融业之后，肯定就会去关注、去学习，为企业融资的视野和方式，也会多起来。”作为几年来实践的另一个成果，苏丽红除了董事身份，更重要的是成为一名金融经济师，在跟银行对接时，很多事情往往能占据主动。

“但是，民资要进入金融机构，目前的门槛很多民企跨不过去。”一位银行人士直言，这还不只是政策门槛问题，还有银行金融机构力图大小通吃的压制；从大的层面看，关系到利率市场化，一旦“话语权”被分出去，将对银行的利润产生极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