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临时夫妻”现象同样存在 临时的爱不问结果

记者：您觉得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刘开明：首先是社会流动性的原因。传统的婚姻方式和婚姻观，造成一部分农村妇女婚姻不幸。以往妇女没机会外出。

现在有些人出于家庭不和、家庭暴力等出走他乡，就会遇到更好的对象。

其次，子女是联系夫妻关系的最好桥梁。现在大量子女都留守农村，这种基础也不牢了。

再次，女人对于生理、经济权益、安全感等方面的诉求比在农村时更强烈。

最后，没有原本社会关系的束缚，没有亲人熟人邻居，在单纯的陌生环境中，人们更容易关注情欲、经济方面，加上生理需求，因此便衍生临时“搭对”现象。

记者：泉州有330多万外来人口。务工人员的“临时夫妻”问题会带来什么影响？

刘开明：首先是劳动者权利的习惯性忽视。如今很多地方用工，需要的还是廉价劳动力，不是需要人。性问题，包括子女、配偶随迁问题、住房落户问题，都是外来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就开始逐年下降的新时期，未来劳动力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哪个城市吸入更多的外来移民，就证明这个城市更有活力，更有发展前途。

泉州是制造型城市，劳动力对当地产业影响重大，其实可以做一个接纳外来人口的先锋城市。

此外，产生的社会影响更显而易见。这种不正常现象，对原有家庭和夫妻关系产生巨大破坏。

记者：泉州2012年推行居住证制度，这是关注外来工权益的优惠，解决外来工子女免费义务教育、买经适房等问题，已有171万人拿证。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临时夫妻”问题？

刘开明：户籍问题确实是应该首先面对的问题。几十年的用工环境不考虑用工的家庭、孩子问题，便产生“身份隔离”。在这种前提下，居住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政策上应有顶层设计。即改变户籍制度，归还公民自由迁徙权。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应与实际生活地联系起来。户籍地仅是一种人口登记的工具。地方政府层面，应把外来人口视为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城市负担。政府应该提供家庭生活必需的住宿、医疗和教育设备。政府应该看到，夫妻团聚，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社会成本，而且能创造真正的和谐。

记者：泉州一些企业兴建“夫妻房”，帮助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这类尝试有用吗？

刘开明：很多企业在自行寻找方案。企业内部的“夫妻房”是一个好例子。各种形式的“夫妻房”，哪怕是一间宿舍住6对夫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基本的生理需求。在珠江三角洲的实践证明，提供能照顾到家庭生活基本尊严的“夫妻房”，可以稳定员工队伍、减少员工流失率、提高生产效率，乃至提高利润。

以泉州为例，如何让330万外来人口中的一部分人融入泉州，是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政府可以在每个工业区建设两室一厅廉租房，在一些重要的工业区设公办小学和幼儿园。

记者：您关注这个问题十几年了。您觉得如何解决？

刘开明：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层面都有措施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例如，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解决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少城市已能做到；但在高中和大学教育中没有实质改进，导致很多外来孩子无法继续升学。

在面向外来人口的廉租房问题上，各地基本上没什么进展。如今，各个城市的租房成本和房价节节高攀，叫苦的都是白领阶层，外来人口呢？

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一些地方提出带有门槛的入户制度，也与低教育水平的外来工无缘。最近中央提出开放中小城市户籍，对泉州这类城市是一个机会，可以增加城市活力，同时稳定产业劳动力。但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少，资源不均衡，外来人口是否愿意落户，也是一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