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20日，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庄为玑和林祖良、史其敏等人前往后渚考察退潮后的沉船情况。图为庄为玑（中）、林祖良（右）从船体暴露部分捞出瓷器和香料药材。 （史其敏 摄）

海船出土震惊世界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古船的发掘自1974年6月9日正式拉开序幕。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的单位有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地区文管会、泉州海交馆、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和泉州中学历史科校际教研组等，参加人有叶文程、苏垂昌、林祖良、陈泗东、王世战、刘衍坤、李再铭、李登俊、郑焕章、唐杏煌、郭慕良、张克秦等；周海宇、柯孙瑶和黄炳元等负责宣传接待工作。

经过2个多月的苦战，在发掘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发掘工作于当年8月25日顺利结束，沉睡已久的古沉船终于完全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庄为玑先生虽因年迈，不能直接下海参加发掘工作，仍时常来信指导，询问工作进展。只要有空，他就来发掘工地关心古船的出土情况。”林祖良谈及当时的发掘情况时，这样补充道。

从古沉船船体结构上看，除龙骨外，舷侧板用三重木板，船壳板用二重木板。《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船“侧面欲坚固，用三重木板”。《蒲寿庚考》引元代说法“当时中国船，船底系用三重木板”，这些与沉船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宋元船只的结构相仿，可见多重板结构应是宋代海船的特征之一。海船共有13个船舱，水密隔舱是唐宋以来我国木造海船的特点之一，这在中外文献中也都有记载。这艘古船的形制与宋船相符，但宋船的形制有些也为后世沿用。因此，要判断它的年代，还须结合船舱中的出土物来考察。

古沉船船舱中出土的陶瓷器不少。青釉器中的各类器物造型，一般都具有宋代陶瓷器形制特点。如青釉花瓣式盒盖和青釉碗、青釉洗等器物，是宋代龙泉窑烧造的，这类青釉器内外均施釉，釉汁光亮莹润，表面呈细小碎裂纹。其装饰花纹，如莲瓣纹、刻划纹和缠枝花纹等，也都具有宋代装饰艺术。黑釉器中兔毫盏标本，是宋代建阳水吉建窑的产品。白釉瓷盒和瓷碗等，按其釉色和造型，与新中国成立后闽南地区宋代古窑址所出相同，应属同一时代。

出土的铜钱，按其年号看，少数为唐钱，多数为北宋钱与南宋钱。龙骨两端“保寿孔”中放置的铜钱，都是北宋时期的，说明船的建造与下水年代较早。而船上其他部位发现的铜钱，年号最晚的是南宋度宗年间铸造的“咸淳元宝”（1265年至1274年）。船上没有发现宋代以后的铜钱，这对判定这艘海船的年代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从船舱出土物来看，数量最多的是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宋代泉州海外通商贸易发达，香药、香料的海外输入很频繁。这些香料木和胡椒的出土，正是宋代中外经济交流的实物证据。 船中还出土了木牌与木签，墨书文字的木牌（签）上写有“曾幹水记”、“林幹水记”、“张幹水记”等，结合宋代官制研究，“幹”系“幹办官”的简称，这样的称谓在元代未见沿用，这也是推断海船年代的一个佐证。

1974年9月9日，“古船发掘报告编写小组”成立，由林文明、许清泉、林祖良、王洪涛、陈泗东组成，林文明任组长，许清泉任副组长。编写小组主持编印《古船资料辑录》《晋江地区古陶瓷窑址汇编》，翻印了《岛夷志略》《瓷器概说》《文物保护文件汇编》等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75年3月，新华社正式发布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消息，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并称之为“世界考古珍闻”，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考古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