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因地制“法” 比红头文件效力高 回顾泉州争取地方立法权的艰辛历程,得提到一位至关重要的人士,他就是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建福建省委副主委、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就泉州争取地方立法权的历程,泉州获得立法权后对政治、经济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今后泉州在开展立法工作时的建议等问题,日前戴仲川接受早报记者独家专访。 □早报记者 林福龙 柯丽娟 历程 经过不懈努力 泉州终于有了立法权 2003年戴仲川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领衔提出“泉州申请较大的市”,到2009年提出修改《立法法》的建议,十几个年头一路走来,支撑着他的就是“泉州什么时候能拥有地方立法权”这一信念。 聊起泉州争取立法权的历程,戴仲川感慨良多。2003年他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发达的泉州,地方性法规的缺位问题比较突出”。他称,2000年立法法颁布前后,除直辖市外,全国拥有立法权的只有三类城市:省会、经济特区和较大的市。因此,从2003年开始,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戴仲川都会提交相关建议,“向国务院申请批准泉州为较大的市,赋予泉州地方立法权”。2007年,事情突然出现大波折——“较大的市”审批全面冻结,“申请较大的市这条路行不通,泉州与地方立法权擦肩而过,非常可惜”。 在这种情况下,戴仲川又萌生建议修改《立法法》的念头。2009年、2014年,他皆提交相关建议。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立法法修正案获高票通过。7月18日,泉州终于盼来了地方立法权。” 影响 因地制宜制定法规比红头文件效力更高 戴仲川说,泉州作为著名侨乡、历史文化名城,地方特色非常鲜明,因此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国家大的法律框架下,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助推泉州的改革、发展。 取得地方立法权前,泉州在城乡建设和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方面有不少红头文件。相比之下,这些红头文件并没有法律约束力,遇到具体事项进入法院审判环节时,司法机关也不能依据文件来办案。戴仲川说,一旦有了地方法规,这些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对一个城市的管理和保护来说,地方性法规比红头文件效力更高。 “比如城市建设和管理比较粗放,通过立法,可以让建设和管理更加精细化、人性化。”戴仲川说,泉州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立法进行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市民角度来看,泉州拥有立法权,将通过立法限制各方权力,防止权力任性,“使广大市民的权益更有保障”。 建议 开门立法选点要准 大家应该踊跃参与 “立法之前要做足准备工作,选点要准确、管用的,宁愿‘少而精’。”广征民意、反复探讨和调研,“做到开门立法、民生立法”。 泉州在制定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前,一定要做足这三个方面的准备。首先,在全国人大、省人大指导下,对相关立法工作人员加强培训。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也要适当增加立法专业人才,尤其是法律方面的人才,并加强相应的工作机构的力量。 “立法是一项很严肃的事。”戴仲川建议,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整合高校及一些法律团体的力量,为起草地方法规的草案做准备,同时形成相应的工作机制。 泉州取得地方立法权,与所有市民息息相关。 “每一位市民都要关注,并积极参与到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戴仲川建议,每一部法规制定前,在征求意见时,大家应该踊跃参与,发表意见,让新立的法规更加科学,充分体现市民的意愿。 “一旦法规颁布,大家就要严格遵守,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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