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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移民 聚居建堡？ 王赞成认为，从诸多历史遗存、地方族谱文献来看，周井堡的地理位置已浮出水面，它与桃源宫比肩为邻，在今周井角落的南侧居民区内。“周井堡”并非以一口井来命名，而是按照周礼“井田”的方式来构筑的居住区。《春秋·谷梁传》称：“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但从目前周井堡的遗存来看，其规模并不大，面积可能要稍逊于明清的丰州古城。 周井堡的建造要早于丰州建置东安县，所以应该在晋人南渡之前就已存在，那么可能是在什么时期呢，而且为什么称之为周井堡？ 陈凯峰指出，“堡”的概念出现要早于“城”，历史上是先有堡，然后有城，这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两个著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已获验证。氏族部落最初设“堡”的目的，主要是用来“防寒避雨御虫蛇”，他们将堡视为一种保护体。堡的体量要远小于城，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堡、寨都逐渐向城镇、城邦过渡。至于周井堡出现的年代，陈凯峰认为可能是在汉末。 汉元鼎五年(前112年)，闽越叛乱，汉武帝率军平息，以“东越狭多阻，闽越强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见《史记·东越列传》）。汉始元二年(前85年)，从深山里逃出来的闽越族自立“冶县”，得到汉朝承认。汉末至东晋，北方战乱，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相对安定，中原汉人逐渐零星地通过陆海两路进入南安，沿江而下寻找宜居之地。最后有可能在丰州一地，找到了他们理想中的家园，并在这里建造了周井堡。周井堡北靠葵山、南依江流（即后来的晋江），与古代人居观中的“背山面水”、“前有照，后有靠”理念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充足证据，周井堡的起源至今只能算是个“模糊概念”。 “井”与“堡” 分属两平台？ 新中国成立至今，整个泉州地域已发现百余座两晋南朝墓，绝大多数的墓葬分布在今南安丰州一带（范佳平、黄纬《泉州六朝隋唐墓》）。丰州古城附近，在历次考古中，发现的这一时期古墓有90余座。现今闽南发掘出最早的古墓——太康五年西晋墓就是在周井堡附近被发现的。 在丰州的踏勘发现，以桃源宫口为界，桃源街的南北方向各有一处明显的陡坡，桃源宫东面也有一处幅度较大的陡坡，三个陡坡至桃源宫的距离相似，大约80米。三处陡坡的横向空间有道路或小巷作为明显的边界。三处陡坡各自外延约80米内，情况类似，而且作为界线的巷口迸路有多处古石敢当作为标志。 踏勘表明以桃源宫为核心的半径160米以内，有两层平台，居中平台以宫为核心。第二层平台与外围地，都有明显落差，最深达1.5米，且其南北边界分布有池塘、河沟及低洼地。这两层具有明显层次的平台，小巷纵橫，布局着各时代的古民居及宗教场地。这两层平台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周井堡遗址呢，甚至是在“井”的基础上建有“堡”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井”与“堡”就该被区分开。这值得详加勘查。 追溯历史，周井或周井堡对研究泉州城池起源与迁建具有重要价值。周井附近存在的遗迹遗址的规制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载之规划布局。 那么周井有多大呢?“井”在先秦至汉时期为县辖下行政区，相当于今日之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早在东安县建置之前，丰州地即有“井”的编制出现。《汉书·食货志》载：“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一里”的长度，曾有专家算出，汉唐的一里等于415.8米，此即“一井”的周长。 可以推断，丰州建置东安县(260年)前，周井是移民聚居之地。后来，因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才设置东安县，并严格按礼制进行布局配备各种功能区，其面积大幅超出原来周井堡的面积。 丰州地现存的周井遗址，坪埔台地平坦，层次分明。周井的占地面积究竟有多大?可供参考的有几处，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的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遗址，面积约0.4平方公里；北宋丰州“柳城”遗址，面积约为0.3平方公里；明清的丰州古城址面积约为0.6平方公里。按理说，周井的面积应接近闽越王城遗址或“柳城”遗址的占地面积。 记者手记 城居演变关系历史 泉州境内自然山水环境的变化，晋江流域的城居演变，双溪合流后丰州地域的北、南两座“古城”，再到后来的“泉州古城”，一系列的历史进程无不息息相关，首尾呼应。周井堡，这座在正史中“无可考”的神秘聚居点，仍待进一步揭开它的面纱。而它，在泉州地方史中的作用，也会日渐凸显。（吴拏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