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龙窑遗址陶瓷烧制展示雕塑。
铜官窑遗址展示的唐朝陶瓷。本版照片均为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提供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说：“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 殊不知，公元9世纪上半叶沉没的“黑石号”运载着数量众多的中国陶瓷器皿，其中，近85%的陶器产自长沙铜官窑。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让长沙铜官窑再次受到了世人的瞩目。 千年陶都 开辟了举世闻名的海上陶瓷之路 初夏的铜官很是安静，市民三三两两地在铜官老街上穿梭着，走累了就坐在街边跷起二郎腿，品着芝麻豆子茶。 湘江在身边静静地流淌着，洪家洲绿飘江心。云母山下烟囱静默林立，大片水田湿地白鹭翩跹。是1957年的考古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海揭开了铜官1200年前的秘密：铜官是世界釉下多彩瓷的发源地，开创了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而铜官窑成为唐朝最大的文化产业，开辟了举世闻名的海上陶瓷之路。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前来铜官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位从广州来的游客告诉记者，他就是特意来“寻陶”的，对铜官陶瓷那种质朴之美钟爱不已，一连几天沉浸在“玩泥巴”的体验中。 5月16日，“长沙铜官窑与一带一路”座谈会在长沙窑遗址召开。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研究员李建毛认为，“黑石号”的考古发现，证明了湖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段，长沙是其重要支点和节点。 1998年，德国一家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的爪哇海域发现一艘唐代沉船，这艘古老沉船被命名为“Batu 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 据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国介绍，这艘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67000多件，其中56500多件被证实产自长沙窑。” 文史专家认为，由于船上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沉船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打捞出水的瓷器中有的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装饰，这可以说明唐代长沙铜官窑对外瓷器贸易不是简单的经济贸易，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既有大量中国文化元素，也有西亚文化元素，体现了文化的包容和创新。”长期从事长沙窑文化研究的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李建毛表示，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产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瓷的内涵和艺术装饰，也为确立长沙窑瓷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长沙铜官窑位于长沙市区北边的湘江东岸，是唐至五代时期著名的制瓷遗址，1956年首次发现，目前共发现龙窑遗址76处、采泥矿遗址24处及码头区、货藏区、墓葬区等文物遗存面积约0.68平方公里。 1988年1月，长沙铜官窑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获批为“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据了解，长沙铜官窑首创釉下多彩，瓷器上呈现一种或多种色彩，突破了中国唐代青瓷和白瓷的单一色调，堪称“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而最早有意识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融入装饰艺术的长沙铜官窑可谓是陶瓷装饰艺术上的创举。2011年，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连绵的青翠中藏着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云母山游道上去，高高低低的陶瓷路，两旁陶砖陶瓦屋，各式陶罐、陶缸、陶壶随意卧在路边…… 铜官龙窑 那熊熊燃烧的窑火曾经迷惑了杜甫 唐朝诗人李群玉曾经专门来铜官考察和记录了“长沙窑”瓷器的生产情况，他的《石渚》一诗中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石渚”，就是长沙窑的所在地铜官。诗中描写长沙窑在烧制陶瓷时，烟火冲天，十分壮观。“地形穿凿势”是指挖掘瓷土的山洞和洞穴的深度。从此也可见，“长沙窑”就是唐诗中的“石渚窑”。 如此描述显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又有几分真实。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杜甫随船漂到了铜官山下，这时，湘江上狂风大作，杜甫只好船泊铜官渚避风，曾作《铜官渚守风》：“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据后人考证，杜甫看到的大火，恰是铜官窑烧瓷的壮观情景：“开始以为是春耕烧山，直到烧红了半边天，才知道那不是烧山，而是铜官窑在用山柴烧龙窑……” 曾经迷惑了杜甫的龙窑是怎样一番情景？记者来到了谭家坡一号龙窑遗址。 这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脉络最清晰的唐代古龙窑，位于谭家坡大窑包的南坡。窑址正南北向，根据山坡的自然坡度而起伏，整个窑可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大部分。窑头有火门和火膛。2010年，考古发掘揭露，谭家坡1号龙窑考古发掘区域窑场制瓷有关遗迹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28处，出土可修复文物上万件，进而掌握了长沙铜官窑的窑炉构造特征以及相应区域窑址的产品特征，并发现了与窑业生产有关的重要建筑遗迹。 李建毛指出，长沙铜官窑以首创釉下多彩瓷和铜红釉瓷而闻名于世，同时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塑、诗歌、谚语及广告语等融入陶瓷装饰艺术中，开创了中国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先河，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等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其生产的产品远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等29国家和地区，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湖湘文化、对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是湖南省目前最有可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 铜官窑的兴盛和衰落都跟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安史之乱”后，北方的战乱导致大量窑工南迁，带来了全新的制陶技术。因此，在南北陶瓷技艺的融合之下，长沙铜官窑就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了。到了五代初期，同样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从世界各地会聚到铜官镇买瓷器的商人惨遭掠夺甚至杀害，窑址也遭到了破坏。于是，在无情的战火之中，铜官窑慢慢地衰落了。 当年，李群玉描述的“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已不再现；湘江的水运码头夜以继日的繁荣与喧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似乎只留下唐宋窑址成为今日的自豪。然而，不尽湘江的记忆远胜于史料记录！“梦回大唐”的石碑，散落在湘江边的老窑址，都在无声地陈述着昔日的辉煌。如今，湘江边上长沙窑依旧绽放出她的魅力，最终定格在这里的，就像一杯芝麻豆子茶，散发着历史的幽香，竟然是那样的儒雅，那样的诗意盎然。 梦回大唐 让长沙铜官窑精彩地“活”起来 铜官窑的兴衰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梁志峰撰写了《铜官窑的兴衰与启示》一文，全面分析了长沙铜官窑在古代“海上陶瓷之路”中的地位及兴衰原因，探讨了长沙铜官窑成为“海上陶瓷之路”重要支点对湖南对接“一带一路”的启迪。 为了让珍贵的文化遗产健康地“活”下去、精彩地“活”起来，近年来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下了一番苦功。管理处负责人刘洪波介绍，他们挖掘文物的资源优势，打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点展现长沙铜官窑的艺术性、文化内涵和世界影响力。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将利用最新的场景化、体验化、互动式、沉浸式的空间展示语言，充分表达长沙窑的故事。”刘洪波说，一比一仿制的“黑石号”沉船和赴新西兰购买的精品文物将再现先辈们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景象。 为了更加有效利用这一珍贵的文化资源，长沙铜官窑十分注重品牌保护，以此促进文化产业的融合与发展。“除了大力保护文化品牌，对相关商标申请注册，我们还致力于招商引资，带动片区发展。”刘洪波介绍，成功引进投资约100亿的长沙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已正式落户，“不久的将来，一座传承大唐文明、丝路起点、彩瓷源头、湖湘风采的古镇将横空出世。” “我们要借‘一带一路’，利用好长沙铜官窑、‘黑石号’两张文化名片，继续保持和发扬日用陶和建筑陶的技术传统，加强对文化资源和历史传统的挖掘，建立交流平台。”谈到长沙铜官窑未来的发展，张兴国说要让这一历史文化资源服务当代、服务后代。 在中国陶瓷协会副会长、湖南省陶瓷协会副会长黄小玲看来，长沙铜官窑文化底蕴深厚，她建议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举办一些国际性展览。“邀请全国的艺术大师来铜官窑创作，真正实现请进来、走出去，全面打响长沙铜官窑品牌。” 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表示，要对长沙铜官窑遗址和遗址所承载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进行申遗，以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在新的时期怎样去弘扬创新，例如陶瓷产业的振兴，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铜官窑的工匠精神、开放精神都值得继续发扬光大。”陈远平还谈到，大力发展长沙铜官窑的文创产业和文化旅游业，将会为湘江沿线的历史文化和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大融合、大发展带来深远的意义。“要把‘一带一路’上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好，让文化‘活’起来。” 1200多年前，古镇铜官，洞火耀眼，各色瓷器正等待着从湘江运往更辽阔的海洋；如今的长沙铜官窑，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用厚重的艺术历史积淀彰显传播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价值。 什么时候长沙铜官窑再乘上现代化的“黑石号”重返海上“丝绸之路”？许多人都在期待着。 再造铜官窑的故事 老 范 铜官窑不仅仅只是拥有陶瓷，还有很多内容值得去再造、丰富。 有一部精彩的舞剧，描述了铜官窑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窑主潇龙，年逾不惑，瓷技精湛，文名斐然。一日，他在湘江边遇到了正在浣纱的少女湘儿，不禁为她的清秀绝尘而倾倒，却碍于年龄身份等不敢表白。而湘儿也对潇龙一见钟情，但是囿于少女的羞涩，不敢探问。于是，湘儿一天天地临水浣纱，潇龙一 天天地隔江遥望，两人始终未交一语，惟一的牵绊是顺流漂下的一缕纱巾，从湘儿的手中来到了潇龙的身边。 苦于无法表达爱慕之情，潇龙将对湘儿的情感全都寄托在制瓷画瓶上，在瓷瓶上绘出一个个美丽的湘儿。长沙铜官窑的瓷瓶天下闻名，远播海外，引来了 异国番王的求购。番王被瓷瓶上绘制的湘儿深深吸引，花重金贿赂当地官员和群众，不惜一切代价要娶走湘儿。湘儿虽百般不情愿，但挡不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终于披上嫁衣，违心登船。船遭遇海啸，湘儿在无意间看到了散落在船舱里的瓶子上自己的画像和旁边的诗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湘儿终于明白：自己心爱的人也爱着自己！心如死灰生无所望的湘儿抱起潇龙绘制的瓷瓶走向船头，纵身跳入大海。整艘船也随之沉没。潇龙在长沙听闻沉船，无法忍受内心的折磨，抱起自己制作的最后一批瓷器走入龙窑，反关窑门，撞窑而殉。血溅瓷胎，震惊宇外的红釉就此诞生…… 即使这个故事有些“扯”，但它却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不妨想想一下当年潭州（长沙）铜官窑的胜景。 时间回溯到1100多年前。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唐王朝，告别了“纸香墨飞词赋满江，霓虹闪烁歌舞升平”的黄金时代。 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航路悄然兴起，并取代汉代以来以西北陆路为主的丝绸贸易，成为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中瓷器开始成为海路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形成著名的古代“海上陶瓷之路”。 一群远离战乱的南方人在铜官，生火制陶，山林焚烧、洞火冲天。伴随着王朝的式微，产量却急剧攀升，成为产品远销中东的“世界工厂”。 这一烧，不但让地处长沙市西北25公里望城境内的古镇铜官，成为世界釉下彩的创烧地，使得长沙铜官窑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逐渐成为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 那一年，一艘阿拉伯式的帆船，停靠岸边。珠光宝气的阿拉伯商人大肆收购了巨量便宜而又精美的“大唐制造”瓷器，船从靖港出发了，最终这艘庞大的商船消失在印度洋。 这一消失就是1000年。直到1998年，这艘沉船才被德国寻宝者在印尼勿里洞外海发现并开始打捞，命名为“黑石号”。沉船上仅瓷器就有6万多件，其中5万余件产自铜官窑。不难看出，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生产盛况，和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铜官窑的故事不仅有凄美的爱情故事，也不仅仅是“梦回大唐”，更多的，是要走出去，再造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