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临时夫妻”现象同样存在 临时的爱不问结果

东南网7月8日讯（海峡都市报闽南版记者 史国亮 俞志村 林莉莉 陈晓婷 摄影\ 黄谨 吕波 谢向明）这是一代城市外来工艰难而无奈的选择，背后充斥着爱与性的纠缠，灵与欲的斗争。

“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在我这个群体（临时夫妻现象）非常常见。”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首个外来工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直言，因长久分居，如今在城市外来工中普遍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婚姻”。

同年，卫计委公布了一个数字：我国有80%的外来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环球时报》2013年5月16日援引了一组调查数据，中国现有2.5亿外来工，其中80%介于21岁至50岁。选择再婚和露水夫妻的外来工数量有可能已超过10万，在这些“临时夫妻”中，73%以上已婚并与远在老家的配偶分居两地。

你知道吗？在拥有33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的泉州，“临时夫妻”现象同样存在！

一份受泉州市总工会委托、皆由一线外来务工人员面对面作答的调查问卷显示，59.21%的受访者称泉州确实存在“临时夫妻”现象，37.27%的受访者认为“夫妻长期分居”是主要原因。

这已不是简单地做道德评判的问题。“临时夫妻”的产生，是社会流动造成的，而如何应对或解决，是整个社会要面对的。近半个月来，海都记者深入泉州外来工群体，近距离接触多例“临时夫妻”样本；走访公安、户政、统计、工会、妇联等多个部门，试图揭开其背后掩藏着的、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临时的爱 不问结果

●3个经历临时夫妻的男女，讲述各自的故事

●采访中，记者还陪同其中一女子去诊所流产

夜里摆摊时，阿兴和儿子玩闹。儿子对于远在江西的妈妈，感情越来越淡了

41岁的服装摊贩阿兴，远离江西老家的妻子，这4年已和两个已婚女人同居。一个因要回家生子而离开，一个则被她的老公从老家赶来一顿打回四川。

下一个“临时老婆”在哪？阿兴还在等待。原因直白得露骨：没有女人的生活，他无法忍受。

类似的故事，不停上演。我们遇到的其他两位：一个从打工到事业有成，人到中年，有了“情人”；一个则是被老公逼走泉州的女人，为“临时丈夫”生娃，再为他流产。

“如果女人离开你一丈远，那就不是你的人了”

——阿兴，男，41岁，江西上饶人

几句方言对话寂寞就被填满了

41岁的阿兴，黑黝黝的，体格健壮。这4年来，一直在泉州市区浮桥一带摆摊卖衣服。

在工业区附近摆摊，这个江西上饶的汉子，比起工厂的打工一族，显然更能接近女人。阿兴还有一个优势，他花了2万元钱买了辆三轮车，有时生意好，摆一晚上能赚一千多元。

阿兴摆摊一般都带上12岁的儿子。妻子呢？在老家，和公婆一起种田。时值壮年，阿兴发现，身边缺少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你们没有打过工，在外打工是很寂寞的”，3次见面中，阿兴都强调，他是中了寂寞的蛊。

4年前，也是一个夏天的傍晚，阿兴正和儿子用方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个二十出头的清秀女孩凑上来问：“你们也是上饶人？”

寂寞因为不经意的几句问答就填满了。女孩叫阿芳，22岁，在一家工厂打工，她老公在老家种田。两人聊得投机，阿兴以“放血价”卖给阿芳一件衣服。

第二天上午，阿兴一睡醒就给阿芳打电话。一周后，阿兴听得出来，阿芳不讨厌自己，就约了她在一家江西风味餐馆吃饭。一来二去，请客聊天，两人觉得好像差了点什么。

一天夜里，阿芳打电话说她发烧了。阿兴开三轮车载着阿芳去诊所，打完点滴后载到了租房。

那个最熟悉的电话，他再也没有拨过

阿兴搂着阿芳睡到天亮，阿兴说，虽然他很想，但他坚持没有动。

没乘人之危，阿芳觉得“这人还不错”。又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回来，两人终于上了床。

一层纸捅破，阿芳再不睡厂里了，两人过起夫妻生活。一日三餐，阿芳也和阿兴父子一起吃，阿兴让儿子叫阿芳阿姨。

阿兴觉得自己需要阿芳，他曾想过自己和阿芳都有家庭，也想到自己绝不可能跟阿芳结婚。“有什么办法呢？都不是有钱人，这些问题想不通的，过上一天算一天吧”。

这年的春节，两人各自回到家里，与自己的原配过春节。之后，两人又来到浮桥。

阿芳还逐渐学会了卖衣服，颇得顾客青睐，阿兴的生意比以前还火。但去年春节前，阿芳临回家时对阿兴说，她婆家催她回家生孩子了。阿兴流着泪给了阿芳一笔钱。

阿芳再没出来。无论怎么寂寞，阿兴再没拨过那个熟悉的电话，“感情再好，也没有婚姻”。

前一个“妈妈”，要比后来的这个更好

阿兴度过了寂寞的一年。

今年春节后，阿兴在QQ上认识了一个叫阿仙的四川女人。阿仙28岁，在浮桥打工，她老公在老家做建筑工，每天赚150元。阿兴觉得自己的经济实力比阿仙的老公强多了，就在QQ上挑逗她“你多久没那个了”。没想到阿仙来劲了，三言两语，两人就到宾馆约会了。

开房出来，阿仙非要跟阿兴去出租房。出租房很杂乱，但阿仙还是要同住。

两人的好景不长，今年3月，阿仙丈夫听到风声，直奔泉州，晚上跟踪阿仙到了出租房。阿仙看到从天而降的丈夫，吃惊不小。阿仙最终被打得哭哭啼啼。浮桥派出所的民警制止了殴打。

阿仙终于和丈夫回了四川。阿兴说，在一起就是各自解决性苦闷，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记者问，婚姻不需要忠诚吗？

阿兴用一句口头禅回应：女人一旦在一丈之外，便不再是自己的了。

一直以来，阿兴对“临时夫妻”的称呼是“男女朋友”、“老家结婚、本地单身”。

12岁的小阿兴呢？他从小跟父亲在泉州读书，他对自己的妈妈已经没有太多感情。他这样比较着：前一个妈妈（阿芳）比后一个（阿仙）更好，因为会带他玩，会买很多东西。

“我老公经常打我，至少现在的他对我还不错”

——小南，女，35岁，江西人

多个孩子多张嘴，还少了一双手

田安大桥横跨，桥头两岸这两年多了不少高楼，两头的城中村，也被一刀一刀地割裂。

在晋江池店镇，一座简陋的民房楼里，小南和“丈夫”阿强，以及二人4岁的儿子就住在这里。

时间是一把刀，对于35岁打工妹小南的摧残，显然不是自我戏谑那么轻松。她肤色黑，显得臃肿，一直挂着刚刚睡醒后的眼屎。

小南十分羞涩，见到记者，带着4岁的儿子，飞快地返回自己的房间，像贼一般匆匆地钻回屋里。

在江西老家，她和丈夫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她自称，丈夫脾气暴躁，两个人过不好，5年前才带着300元独自来晋江打工。

对于举目无亲的小南，厂里的保安阿强的一些生活关心，让小南觉得有一个依靠。耐不住软磨硬泡，小南答应了阿强，二人上了床。

为什么在一起？小南只是觉得，阿强至少要比丈夫对待自己好多了。

小南的印象里，好像从没有避孕的观念。他们已经生下一个男孩，两个月前，小南再次怀孕。

小南打算放弃这个孩子，因为多一个孩子，不仅多出一张嘴，而且还少了一双手。

她憧憬母凭子贵，可以和他结婚

6月29日，周天，小南约了个亲戚，打算到泉州市区一家诊所流产。

那天下午3点，阿强在上班，小南匆匆拿了一罐儿童奶，拉着儿子就上车了。

命不好，但小南还是乐观的。在车上，她说去过阿强老家见过家长，再说还为阿强续了香火，可以赢过他妻子——她只生了女儿。她甚至想到结婚，送儿子读书，再找份体面的工作。

说起未来，小南眉飞色舞，似乎在感染记者，让我们相信她的选择是对的。

下午3点20分，车子沿着迎宾大道缓缓朝着泉州市区驶去，两旁的高楼缓缓后退。让这三四年都窝在租房的小南，仿佛如5年前初来泉州时的眼花缭乱。

小南在等候妇检，儿子一直跟着，他也没怎么出过门。半个多小时后，儿子懵懵懂懂地玩弄手中的塑料袋，小南则被悄悄推进手术室。她必须做微创手术，因为已两次剖腹产。

流产后，小南将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小工，尽管房租才200多元，但她还是觉得不赚钱，生活就没保障。小南还决定回老家跟丈夫离婚，但她还没想好，怎么面对留守老家的儿子。

“中年的婚姻让人感觉困顿，需要一种新鲜感”

——老马，男，49岁，福建龙岩人

日子好了，贫贱夫妻的情感却淡了

在泉州市区西湖附近的一处办公地点，我们和老马长谈了4小时。

1991年前，在龙岩老家，老马与妻子没日没夜地上山砍树，下田种桑。虽然日子勉强过得去，但每次看到打工归来的同乡，又是买车，又是建房，老马觉得当农民的日子熬不出头。

老马是较早一代的外来工。他揣着几百块钱，来到特区厦门。眼前的灯红酒绿，让老马看傻了，在火车站周围逛了两天。一不小心，身上的钱和手表被附近的杂耍给骗走了。

老马跑到工地，找了一份水泥工，住进了工地，后来又找了一份商场保安的工作。因为勤快，一家品牌服饰店的老板以1500元/月的工资聘任他经营专柜，高出普通商场员工一倍。

打工三年，老马就将家里的泥坯房改建成砖木房。1998年，老马找了一份销售工作，将妻子接到厦门。老马的妻子也很勤快，从酒店的员工做起，一直升到了酒店副总经理。

为了家庭，两人最终还是选择分开

儿子即将上大学，日子仿佛越来越好了，但老马觉得，自己与妻子的想法和距离渐行渐远。2008年，老马来到泉州做销售，与妻子开始了分居生活。

“如果要漂亮的，酒店里的服务员就好了”，老马说，中年的婚姻让人困顿，他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新鲜感。

2012年，年轻的农村姑娘小东进了老马的销售点。小东勤快、可爱，更年轻，会帮他洗衣服、做家务。“男人最怕的就是洗衣服”，老马说，为了回报，他常请小东吃饭……一来二去，两个人最终把持不住，上了床。

老马说，小东的丈夫有些呆，小东不止一次在他面前哭，但是他们对未来都心知肚明。

为了一份稳定的家庭生活，两个人还是选择了分离。“小东也闹过，她说会和丈夫离婚”，但老马觉得，这样的做法就是掠夺，能否换来新的好生活，他也没这个自信。

【特写】

临时夫妻，工业区旅馆的常客

在泉州洛江双阳街道，厂房林立，背后是大量的廉价出租房。

这个新建的工业区，外来人口2万多，比常住人口还多，这也催生了日租房业务。老林就在这里经营了一家小旅馆，开了4年，住宿费一两百元不等。

老林说，“临时夫妻”不是一个陌生词汇，这些人大都三四十岁，感情往往比真正的夫妻还好，穿着都像是打工的，开房就是“办事”，不过夜的多。但他并不认为，“临时夫妻”就是外来工。“据我观察，有5对相好的（临时夫妻），就有3对是讲闽南话的”。

有几对临时夫妻是常客。临时夫妻不是全无顾忌，老林觉得自己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去年七八月，有个30多岁的外地男的来找老婆，结果真的找到了，在房间里，跟老婆和床上的那个男的打了一架。”老林感叹。

难言之隐，他们的流产和性病

在小南流产的小诊所，医生对这种流产的情形见怪不怪。

诊所的负责人说，外来务工人员流产往往青睐诊所，因为时间短、花钱少，一般只要几百块钱，而且保密工作更好，没人知道。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在出租屋片区的广告更直接。

他们诊所统计过，每个月接诊的病人中，属于临时夫妻流产的都有一两个。

一名医生说，相比流产，他们接触到外来工来求治性病、男科、妇科的多很多。因生活条件、生理卫生知识等因素的限制，一些不洁的性交，不仅会带来性病，会成为女人的生产、妇科疾病上的主要诱因，“那么多的男科、妇科广告，针对的就是这一类人群，这些是难言之隐，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患者前来询问或接受治疗”。

【案例】

这半个多月来，记者多方走访了多家派出所和法院得知，类似由“临时夫妻”引发的案件，诸如斗殴、遗弃私生子、重婚等时有发生。但由于事件特殊，相关部门多以涉及隐私而不提供案例。

这个人群的故事，并非仅仅是“别人的事”。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都是某一个家庭的成员。这里摘录一些媒体近期见报的案例，希望更多读者能关注他们。

1.晋江男女为分手打架

去年9月，在晋江陈埭一鞋厂宿舍，一对“临时夫妻”为分手打得不可开交。龙岩男子赖某与贵州女子李某都已结婚生子，在晋江打工时同居。开始同居时都未说出来，直到李某怀孕后才相互坦白。“我一个女人在外，需要有人照顾。”李某说。（中国新闻网）

2.永春女子生下双胞胎

去年11月，33岁的永春女子林某因犯重婚罪，一审被石狮法院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林某婚后发现丈夫好赌，于是独自外出打工。2011年，林某在石狮华山村一家工厂上班，和同厂的江某同居，随后生下双胞胎女儿。3个月后，江某发现林某重婚，随后起诉。（海峡都市报）

3.厦门两人因重婚获刑

今年7月，厦门一对“临时夫妻”双双获刑。邓某是重庆人，已有妻儿，四川女子晓丽因嫌弃丈夫好吃懒做，只身到厦门。两人相识后同居，还生下女儿。去年，晓丽的丈夫举报二人犯重婚罪。法院判决其行为构成重婚罪，一审判处两人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海峡导报）

4.想找临时老婆引强奸

24岁的武某是山东人，在老家已结婚，独自来苏州打工。武某寂寞难耐，难以排解性欲，想找个已结婚的当“临时老婆”。他对同厂女同事数度求欢不成，竟用暴力强奸女同事并致她怀孕堕胎。武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刑6年。（城市商报）

5.已婚女办假证再嫁人

女子瞒着丈夫办假证第二次嫁人，面对两个丈夫，难以选择。今年7月2日，见妻子赵女士被“临时丈夫”扣车逼离婚，广西桂林的谭先生无法带走老婆，无奈报假案称妻子遭人强奸。事实却是，赵女士离家在外打工，认识工友王某，于是瞒着丈夫要嫁人。（桂林生活网）

6.外来工犯重婚超85%

今年3月11日报道，东莞市第二法院介绍，从2009年至2013年，该院共受理重婚罪案件16宗。其中涉案人员共14人，外地户籍为12人。超过85%的为外来工，都是“临时夫妻”关系导致的。（深圳特区报）

(应受访人物要求，文章的“临时夫妻”均为化名)

张娟/制图

“您认为企业员工中存在着临时夫妻现象吗？”、“如果存在着临时夫妻现象，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如果存在临时夫妻现象，您的态度？”

2013年，三道关于“临时夫妻”之问，出现在泉州师范学院劳动关系研究中心的一份《泉州市企业劳动关系问卷表》上。

这份受泉州市总工会委托、旨在了解新时代外来工特点的调查显示，59.21%的受访者认同泉州已确实存在“临时夫妻”现象，37.27%的受访者认为“夫妻长期分居”是主要原因。

连日来，海都记者走访了泉州公安、户政、统计、工会、妇联等多个部门。与政府部门人士的观点一致，泉州师院调研人士称，“临时夫妻”现象是“夹生”的城镇化、不成熟的人口流动机制，以及权利尚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

现象之察

三问“临时夫妻”的《泉州市企业劳动关系问卷表》，共45道题目，针对群体为40岁以下（包括40岁）的一线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是全程跟踪访问，不存在模糊、蒙混填写的情况。受访群体分别从丰泽、鲤城、晋江、石狮、南安等9家企业选取，问卷共收回300多份，共计30名外来工接受了面对面访谈。

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工会常务副主席王秀华带队调研。依据调查结果，王秀华分析，“临时夫妻”现象确实存在，且一定程度上已影响了外来务工群体的生活状态，折射出他们婚姻的不稳定和家庭的不和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夫妻长期分居、精神生活枯燥单调。

什么原因使夫妻长期两地分离？王秀华称，最大的问题就是子女教育受限、生活条件困难。尤其是因子女教育而造成夫妻不得已分居两地的现象，比比皆是。

调研组曾在一次鲤城区与企业工会干部的座谈中获悉，企业职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困难重重，即便企业为留住员工出台了不少关心帮助和提高福利待遇的措施，但若解决不了职工子女的读书问题，一切都于事无补。

“住房难也是影响外来工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安居的重要因素。”华侨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丽霞补充道。2010年，共青团泉州市委牵头并联合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成调查小组，王丽霞带队执行了一期《泉州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与发展现状》的问卷调查。

调查涉及泉州经济开发区、北峰、浔美等6个工业区，30多家企业，共发放问卷2350份。调查对象中，已婚48.2%，未婚51.8%；31%的调查对象月收入在801元至1600元间，44.6%为1601至2500元。

低收入影响安居，调查显示，外来工通过自己独自租房居住、与他人合租居住、企业提供的收费住房的各占15%左右，44.8%挤居在企业宿舍。政府提供的廉租住房，最终落实到的覆盖面极小。

1“您认为企业员工中存在着临时夫妻现象吗？”

40%认为没有这种现象

51%认为是个别现象

8.21%认为这种现象比较多

2“如果存在着临时夫妻现象，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32.84%认为精神生活枯燥单调导致

37.27%认为夫妻长期分居导致

26.94%认为周围环境的影响导致

2.95%影视作品的渲染造成

3造成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因素

户籍难

安居难

入学难

4“如何面对性饥渴”

21%的男性外来工选择“找小姐”来释放性压抑

18%的男性外来工性压抑时“整夜睡不着觉”

18%的男性外来工通过喝醉酒来麻醉自己，进而忘却性压抑

25%的男性外来工通过“看黄色录像”、“讲黄色笑话”或“性幻想”来满足性要求

5%的男性外来工性压抑时选择“强忍着”

19%的女性外来工选择“拼命干活”来发泄性压抑

21%的女性外来工选择“找同事或当地社会青年谈恋爱”

21%的女性外来工选择“自我解决”。据《工人日报》

5“多久过一次性生活”

选择“一星期过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外来工只有5%，而女性外来工是0%

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

据《瞭望东方周刊》

积弊之问

曾有媒体为“临时夫妻”这一现象辩护称：面临“性饥渴”的外来工选择“临时夫妻”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尽管存在道德责备和破坏家庭的风险，但毕竟比嫖娼之类的行为更安全和健康，且共同租房、开伙，也更经济实惠。对此，许多网民表示震惊和反对。有人警告说：“若放任此类松散的性伙伴关系疯狂蔓延，真正的受害者将是处于更弱势地位的打工女。”

前文中，案例显示，每一对“临时夫妻”一旦东窗事发，女性作为弱势的一方，往往更需要直面暴力、遗弃、重婚、生理健康等多方面的问题。

在泉州，200多万名职工（包含外来工），其中131万是女性。“家庭暴力”、“丈夫出轨”、“婚姻不顺”……各种家庭状态的不稳定因素，给女性外来工带来的身心压力不容小觑，长期积弊，足以影响社会稳定。

此外，如果“临时夫妻”现象无法疏导，外来工整体“性压抑”的问题该如何缓解，也很严峻。不能忽视的是，长期的“性饥饿”和“性压抑”，导致部分外来工性情暴躁、孤僻，这给社会稳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据《工人日报》2012年10月20日刊发的一期调查问卷，“如何解决性饥渴”问题上，有21%的男性外来工选择“找小姐”来释放性压抑，有18%的男性外来工性压抑时“整夜睡不着觉”，有18%的男性外来工通过喝醉酒来麻醉自己（见附图）。

采访中，泉州市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处于性饥渴状态已经是事实，工会正在考虑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性生活状态及其婚姻稳定情况做专业调查。“临时夫妻”现象在泉州确有存在，但工会目前掌握的个例较少。

泉州市妇联相关人士则表示，他们是通过媒体听闻到“临时夫妻”这一概念，尚未就泉州的实际情况调查过。当然，如果有女性遭到侵权、侵害行为，受害者可直接到妇联反映情况，妇联将视具体情况协助维权。

泉州市总工会女工部相关负责人坦言，对女性务工人员的权利保护，执行率以企业的重视程度而定，中小型企业在执行方面较为困难。

出路之探

员工拥有稳定的家庭关系显然更有利于企业留人。如今，不少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积极为外来工提供独立的“夫妻房”，满足外来工夫妻团圆的需要。

泉州市总工会方面称，目前，在泉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均已建成“夫妻房”，并在招聘工作中放宽了对“夫妻同工”的限制。

30岁的南安人小黄，如今是九牧王有限公司计划采购部门的一名经理。来九牧王工作之前，他在酒店做过厨师，自己也做过小生意，但始终没有一个能够安下心来的营生。妻子小曾早他一步在九牧王工作，目前是商标管理部门的一名负责人。

九牧王目前拥有500多套“夫妻房”，公司为这对小夫妻安排了一间，房间虽小，“五脏俱全”：双人床、电视、冰箱、衣柜、独立卫生间。经公司安排，他们的儿子就读于清濛实验学校（公立学校）的小学三年级，“能够保证孩子读书和安全，就已经解决一大块后顾之忧”。

小黄觉得，对男人来说，外出打工，能有个妻子在身边，是最好的。不仅生活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也更有精力去发展事业。他说，圈子里“临时夫妻”确实存在，虽然有悖伦理上的婚姻观，但从打工者的立场出发，每个人毕竟都有生理需求，一对“夫妻”能在一起，至少相互有个伴，相互照应。比起找小姐、搞一夜情等现象，“临时夫妻”在生理卫生、社会影响、治安等方面，更容易让人接受。

如何解决“临时夫妻”现象，小黄认为，用工单位应该摒弃夫妻不同工的观念，同时在员工福利上，尽量给独自外来务工的人员与家人更多相聚的机会，或创造条件去解决务工者的家庭问题，在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希望企业和政府都可以给予更多的帮助。

不过，采访中，泉州市丰泽区领show天地一家承接广告、采编等业务的公司老总陈先生坦言，是否接受夫妻档员工要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这些“夫妻成本”是这样的中小型企业所不乐意见到的。市总工会的统计显示，中小型企业仍偏少建设“夫妻房”。

权利之问 政府当答

海都记者专访深圳资深专家刘开明、泉州师院教授王秀华

刘开明为南京大学博士

“临时夫妻”的故事是别人的，但他们带来的问题，则是整个社会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数亿农村男女涌入打工大潮。他们成为经济财富的创造者，但只是廉价劳动力，没能成为城市居民。

从2012年起，泉州推行居住证制度，更加关注泉州330余万外来工的权益。但是，务工者的性权利尚未被真正关注。

就这一问题，海都记者专访了最早一批提出并关注“临时夫妻”的学者——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以及曾在泉州本地企业做过调查的泉州师范学院教授王秀华。

刘开明：不能简单地做道德评判

记者：您是怎么关注到“临时夫妻”的？

刘开明：我从1998年研究劳工与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注意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现象就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工业区内。2003年，我出版《边缘人》一书，当时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关注到这种已婚务工者在外同居的问题，在书中就“临时夫妻”做了论述。

当然，具体是谁第一个提出“临时夫妻”概念，我不太清楚，有可能是媒体记者。

记者：您怎么评价“临时夫妻”这种关系？

刘开明：不应简单地做道德评判。你要走进他们的生活，才会理解这种自愿同居关系。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很复杂。有的是长期两地分居，确实需要解决性饥渴；有的是因为爱情同居，只是还没结婚；也有人是因为心理和生活需求；我们还看到，有人因为租房和经济压力而同居。

所以，简单指责当事人的过错或道德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社会造成的。

我10年前就说过，如果打工地不能解决他们的家庭生活，会波及他们的子女、老人。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他们节衣缩食，在打工地几乎不消费，将大部分钱汇回家乡，也抑制了本地消费市场。

记者：您觉得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刘开明：首先是社会流动性的原因。传统的婚姻方式和婚姻观，造成一部分农村妇女婚姻不幸。以往妇女没机会外出。

现在有些人出于家庭不和、家庭暴力等出走他乡，就会遇到更好的对象。

其次，子女是联系夫妻关系的最好桥梁。现在大量子女都留守农村，这种基础也不牢了。

再次，女人对于生理、经济权益、安全感等方面的诉求比在农村时更强烈。

最后，没有原本社会关系的束缚，没有亲人熟人邻居，在单纯的陌生环境中，人们更容易关注情欲、经济方面，加上生理需求，因此便衍生临时“搭对”现象。

记者：泉州有330多万外来人口。务工人员的“临时夫妻”问题会带来什么影响？

刘开明：首先是劳动者权利的习惯性忽视。如今很多地方用工，需要的还是廉价劳动力，不是需要人。性问题，包括子女、配偶随迁问题、住房落户问题，都是外来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就开始逐年下降的新时期，未来劳动力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哪个城市吸入更多的外来移民，就证明这个城市更有活力，更有发展前途。

泉州是制造型城市，劳动力对当地产业影响重大，其实可以做一个接纳外来人口的先锋城市。

此外，产生的社会影响更显而易见。这种不正常现象，对原有家庭和夫妻关系产生巨大破坏。

记者：泉州2012年推行居住证制度，这是关注外来工权益的优惠，解决外来工子女免费义务教育、买经适房等问题，已有171万人拿证。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临时夫妻”问题？

刘开明：户籍问题确实是应该首先面对的问题。几十年的用工环境不考虑用工的家庭、孩子问题，便产生“身份隔离”。在这种前提下，居住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政策上应有顶层设计。即改变户籍制度，归还公民自由迁徙权。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应与实际生活地联系起来。户籍地仅是一种人口登记的工具。地方政府层面，应把外来人口视为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城市负担。政府应该提供家庭生活必需的住宿、医疗和教育设备。政府应该看到，夫妻团聚，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社会成本，而且能创造真正的和谐。

记者：泉州一些企业兴建“夫妻房”，帮助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这类尝试有用吗？

刘开明：很多企业在自行寻找方案。企业内部的“夫妻房”是一个好例子。各种形式的“夫妻房”，哪怕是一间宿舍住6对夫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基本的生理需求。在珠江三角洲的实践证明，提供能照顾到家庭生活基本尊严的“夫妻房”，可以稳定员工队伍、减少员工流失率、提高生产效率，乃至提高利润。

以泉州为例，如何让330万外来人口中的一部分人融入泉州，是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政府可以在每个工业区建设两室一厅廉租房，在一些重要的工业区设公办小学和幼儿园。

记者：您关注这个问题十几年了。您觉得如何解决？

刘开明：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层面都有措施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例如，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解决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少城市已能做到；但在高中和大学教育中没有实质改进，导致很多外来孩子无法继续升学。

在面向外来人口的廉租房问题上，各地基本上没什么进展。如今，各个城市的租房成本和房价节节高攀，叫苦的都是白领阶层，外来人口呢？

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一些地方提出带有门槛的入户制度，也与低教育水平的外来工无缘。最近中央提出开放中小城市户籍，对泉州这类城市是一个机会，可以增加城市活力，同时稳定产业劳动力。但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少，资源不均衡，外来人口是否愿意落户，也是一大疑问。

泉州师院教授王秀华

王秀华：政府不能回避

记者：您觉得泉州务工人员“临时夫妻”现象如何？

王秀华：一开始，我们是希望针对“临时夫妻”做出一个较深入的调查，但这种话题本身是敏感的。由于很少案例支撑，受访者对这一话题也多回避，所以目前的调查结果差强人意。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秀华：务工人员的“临时夫妻”现象，对于地方的计生工作、医疗卫生、社会治安都有很大负面影响，对于传统的婚姻道德观、社会风气，也是极大的冲击。

但我觉得，任何社会现象存在就有一定的理由。在解决外来务工者的性欲、调节独居心理方面，临时夫妻也有正面作用。政府现在要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不应回避，也不能单单靠堵，应从政策、教育等正常渠道去缓解这一必然存在的现象。

记者：您觉得该如何应对？

王秀华：首先应该最大限度地丰富他们的生活。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社区也可配合属地企业开展丰富的文体等活动，调节单调枯燥的流水线工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宣传教育也很重要，要让职工知道，一时的欢快，会带来沉重的家庭、社会危害。

政府、企业也应设法提供夫妻房，尽量让务工夫妻一起生活。企业在提升员工薪酬的同时，应注重员工及其子女能否得到同等的社会待遇。政府、企业应该无条件、更全面地解决这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