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她在抗战“生命线”救死扶伤

杨玉箴（右三）与儿子女儿在南京留影

辗转滇缅公路 沿线救死扶伤

这两年，杨玉箴的记性大不如前，很多关于救护队的回忆已经模糊，可是只要听到云南、缅甸那些熟悉的地名，她就会不断点头，告诉大家她去过。

一张张任用书记录下了黄治华与杨玉箴夫妇在云南、贵州一带参与救护队工作的足迹。

在黄治华的一张任用书上，签发任命者为胡兰生。抗战后期，骨科专家胡兰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的总队长。根据资料记载，救护队汇集了全国优秀的医学专家和学者，很多人毕业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名牌医科大学。而另一张救护队各个小组的花名册上显示，这些医务工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除了福建的黄治华，上海的杨玉箴，还有来自广西、广东、云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份的人。

救护总队旧址位于贵州的图云关，杨玉箴至今记得，在贵州期间，她在贵州陆军医院待过一段时间。在云南大理福音医院，弥渡临时诊所、滇缅路局下关医院以及滇缅公路的工程队诊所等地方做过护士、药剂师。

墓地里躲空袭 荒山上睡帐篷

黄治华保留下救护总队的服务证，服务证正面印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的救护信条：一是具丰富情感，二是抱牺牲志愿，三是本博爱襟怀，四是献科学身手，五是作精密准备，六是求迅确效率，七是保伤病安全，八是增人类幸福。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救护队的医务工作者们自觉践行着服务证上的信条。

杨玉箴说，“我印象中，每天都在工作，好像从来没休息过。遇到日军飞机空袭，我抱着孩子，躲进墓地里避难，在很多地方，救护队没有住所，大家只能睡在荒郊野岭的临时帐篷里，夜晚睡前，用毛竹抵住门。后来我才知道，山里有土匪，可当初压根不知道害怕。”而杨玉箴的长子黄乃英和次子就出生在救护队经过的城市。

“我们工作的地点一直在变动，去过广西、贵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云南的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腾冲，还出国到缅甸腊戌。”杨玉箴回忆，而她记忆中的那些云南城市，正好是被誉为抗战物资生命线的滇缅公路经过的城市。

滇缅公路通车后，遭遇日军炮火猛烈攻击，每当公路或桥梁被炸毁，公路建造者们就要立即抢修，确保生命线畅通，在公路修建和通车期间，不少劳工生病，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救护队里，还有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国际友人。“在云南期间，劳工中爆发疟疾，很多人尿血，我们用德国的奎宁为他们治疗。我们也给战士、百姓们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