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新型城镇化发展研讨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近期，由省发改委、住建厅主办，晋江市委、市政府承办的晋江新型城镇化发展研讨会召开。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国土资源部、中国社科院、中规院、同济大学等国家部委和科研院校专家共聚一堂，探讨新型城镇化发展。今天，特将专家发言予以摘登。

进一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郭允冲（住建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

2013年12月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作了重要讲话，2014年上半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各地也都非常重视，把城镇化作为地方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新型城镇化确实非常重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讲了6个方面重大意义，我认为其中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二是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从市场经济理论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条件之一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当一个国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矛盾是总供给不足，因此经济问题主要是想办法增加供给，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基本形成后，供给能力大大提高，主要矛盾将转化为总需求不足，往往反映为产能过剩，严重的将导致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千方百计增加总需求。增加总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低保标准，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等等；二是适当地、正确地找到扩大总需求的新的增长点，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后来的家用汽车的发展、住房商品化等等，都很好地、极大地扩大了总需求。下一轮的新型城镇化必将进一步促进总需求的扩大，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晋江在城镇化中做对了什么

易鹏（盘古智库理事长）

晋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形态可以总结为40个字：市场主导，科学布局；以人为本，产城互动；绿色生态，传承文明；创新开放，城乡一体；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对于这40个字，晋江不仅做到位，而且体现到位，有其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而能够成为全国的典型案例，并加以推广、复制。

晋江在城镇化中做对了什么？我觉得主要做对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闯出了一条“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型城镇化之路。二是推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依托毗邻厦门泉州两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在大城市中间地带打造出了制造业中心与功能性节点城市。三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外来人口“居住证”服务管理制度，让超过110万持证农民工享有多达30余项市民化待遇。四是推进传承文脉、生态绿色的特色城镇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注重保护传统建筑，保留闽南元素，保存文化遗产，弘扬海洋文化、闽南文化等特色文化，营造绿色文化构建生态文化体系，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晋江在今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要把外来人口当成城市发展的成本，而是作为一种资本，让城市年轻化，只有充满活力的城市才有希望。同时，创新是晋江新型城镇化必不可少的因子，是经济结构转变的有效方式，只有保持创新的DNA，才能让“晋江样本”在全国范围内更有借鉴意义。

如何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

李晓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晋江如何进一步完善发展思路，推进新型城镇化。我个人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县域特别适合作为制度综合改革的试验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晋江应该成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与示范地区。

其次，要从整个闽南城镇群和海峡西岸城镇群去思考区域中的定位。晋江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是走特色化、差异化道路，晋江处在两个大城市之间，一边是泉州另一边是厦门，和东莞身处广州、深圳之间一样，是一个中间性、节点性的城市，而不是中心城市。因此，要在区域化的格局之中去寻找新的定位，在闽南金三角，在海西城镇群，进而在海峡两岸的互动当中寻找晋江的科学定位。

其三，要利用好强大的工业基础，晋江拥有诸多上市公司和知名企业名牌，要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和资本优势，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使晋江企业在国家内需发展战略中占据先机。

其四，晋江应该有更高远的目标，除了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示范，晋江应当可以成为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示范。我特别希望在晋江培育出这样一种生态文明的样本出来，给全国做一个更好的示范。

着眼于建设创新型城市示范区

周南（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

关于城市的定位。首先要寻找城市的时空坐标，也就是时空定位，由此设定城市发展目标，以及更具体的指标体系。那么晋江怎么找这样的一个定位呢？从晋江目前的发展阶段看，我觉得应该放在创新型城市上面。从全省甚至全国来说，晋江的经济发展走在前列，市场发育程度走在前列，观念更新速度走在前列，理当成为整个东南沿海下一步转型发展的典范，因此应该定位于创新引领的示范区。

关于人口融合问题。在留住本地企业家的同时，晋江特别需要在外来人口融合问题上下狠功夫。这方面既是晋江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下一步要认真思考怎么样的制度设计，能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这是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希望晋江在这方面有好的经验。另外，以人为本，还需要考虑除经济需求之外的情感需求。

关于城市建设与管理。晋江提出要建设绿色城市和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建设不能仅仅放在景观视觉上，应该更加注重建设低碳节能降耗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智慧交通、远程医疗等硬件，更多的是怎么从政府的公共服务管理的理念出发，用现代技术实现未来城市的管理，让政府的角色智慧和社会的大众智慧充分的对接。要以互联网为基础，搭建平台化分布式智能化的社会治理体系，要提高公共治理的参与度和透明度。

国土资源管理的三种新常态

苏迅（国土资源部宏观调控司副司长）

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国土资源管理呈现三种新常态：

新常态一：适应经济规律，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防死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耕地和城镇用地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耦合关系，处理得好，可以实现耕地保护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双赢。总书记要求，要像保护文物一样，甚至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城市建设要避让优质耕地，实现串联式、组团式发展。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需要通过实施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倒逼城镇化建设转型发展。

新常态二：适应自然规律，坚持最严格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促进城市转型发展。城市建设用地最能体现节约集约，要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益”的要求，发挥用途管制对城镇发展空间和建设用地边界的管控作用，在存量上多做文章，在制度、标准、监管上多下功夫，真正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助推城镇化。

新常态三：适应社会规律，坚持最人性化的资源民生制度，维护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与城镇化发展关系来看，农民土地权益维护及完善相关收益分配机制是一个焦点、突出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征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宅基地改革，价值指向都是维护农民群众土地权益。要切好这块蛋糕，不止是要追求形式上公平，更要像晋江这样，体现人性化，实现和谐共生。

走以文化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张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晋江应当选择一条“以文化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文化名城建设要有区域统筹观念，“不要把眼光盯在中心城区”，要在全境中进一步确定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的“底线”，一是全境划定为规划区，二是划定不发展区，三是整合乡镇发展所形成的新功能，对这些功能升级调整需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保护空间进行明确的管控。围绕“文化名城”建设，除了常规性的宣传教育之外，需要打好以下工作基础：

第一，为公共开放空间注入地域文化元素。晋江已经在公共空间塑造方面下了大功夫，晋阳湖和八仙山公园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建设。下一步要在公共空间的塑造上再下功夫，把体现地域特色的植物、小品、铺装渗透进去，提升城市新老市民对晋江文化的认同。

第二，全面挖掘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在城镇发展建设中，既要关注像草庵摩尼教石刻古代文明的挖掘，也要注重现代文明的挖掘。要把6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历史地段、传统村落、工业遗产、历史建筑、传统民居进行全面的梳理。特别要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多做工作，要从古建筑群的保护，转向对古建筑群和历史环境整体的保护。

第三，城镇的新建筑要在建筑风貌的管制上和引导上加大力度。当前要对晋江整个公共空间和活动系统进行全面的整理，围绕滨海、环湾、环山、田园进行全面整理。对于建筑要有色彩、形式、沿街立面的要求，使新的建设也逐步创造出晋江的城市特色。

培育社会组织　提升社会质量

王春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新型城镇化是晋江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过去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晋江取得了快速发展，经历了谋富到提升生活质量、然后进入追求社会质量等不同阶段。在谋富阶段，晋江呈现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村村有厂、一镇一品的工业格局，在居住布局上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态。提升生活质量阶段，农村房子与城镇房子齐媲美，呈现出“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格局，城和乡缺乏美感，基础设施落后，公共产品不足，环境问题严重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晋江近年来开启了以提升社会质量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在许多方面指向追求社会质量，表现为城乡一体格局、注重生态建设、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社会保障全覆盖等等，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晋江全市的社会质量。

晋江新型城镇化的下一步，应该着力通过提高公众参与以提升社会质量，要把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作为工作重点，着力培育和推进行业协会、社会服务组织、兴趣和爱好组织、社会公益和慈善组织、社会工作组织等的发展。具体地说，可以在以下方面着力：第一，在社会建设的总体格局下建立统筹协调和推进工作机构。第二，政府确定公共服务购买名录，将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列入其中，加大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第三，建立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和监督的第三方机制。第四，培育社会工作人才，建立独立的社会工作组织，以此带动其他社会组织的孵化和发展。第五，政府和企业合作成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以基金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会成为发展的障碍、阻力、瓶颈和约束。二是城市化超前，工业化滞后，工业化落后于城市化，也会进入发展的尴尬境地。三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泉州、晋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一个比较好的协调方式。在国家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晋江新型城镇化经验是有非常深刻的、重要的普遍意义。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互动，可以总结为“两化并举”。在发展过程中，前30年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后30年一定是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没有一个好的城市，就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为再进一步的发展，人力资本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在整个人类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素的存在不是并行的，其排序的重要性会发生变化。初始时期，原始的资本，原始的动力，包括人力资本，低端的人力资本，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发展的过程需要人才，这个人才是综合的概念。只有一个好的宜居的城市，才会吸引人才。这些人才要真正扎根，需要文化的视野，还需要很好的城市环境、文化氛围以及交往方式等等，这些只有一个环境美、品质优、素质高的城市才能够提供。因此，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的水平往往决定了城市的竞争力，决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决定城市的未来。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考

彭震伟（同济大学规划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保障晋江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可持续

晋江新型城镇化取得成绩的关键是政府公共财政和资源的投入以及配置方向，目标是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回馈到社会并取得社会的和谐发展。这要以城市的实力作保障。因此，晋江新型城镇化发展要从两方面思考：一方面是晋江未来的产业发展，关键要提升产业发展的能级，在“一镇一业”的基础上，放眼全市域，走集群化的产业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分析未来晋江外来人口的“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的问题，预测合理的规模，研究更多政策支持吸引对晋江发展有用的“新市民”，而不是被动地吸收外来人口。

二、全域城市与城镇的协调发展

晋江市域内城镇分布密集较大，未来发展需要协调统筹城镇发展，不一定要进行城镇合并的行政区划调整。此外，晋江的发展离不开泉州，一定要立足于大泉州的范围，进行协调发展。

三、从行政管理到社会治理

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提到“强镇设市”、扩权强县等设想，核心是要赋予县级或镇级政府更高的行政管理权限（如财权、人权、管理权限等）。从近期来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目前的体制机制前提下，晋江需要被赋予更大的权限，以更好地配置资源。这需要泉州市、福建省，甚至是中央政府来研究。但从长远来看，不仅要限制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的扩大，而且要不断弱化行政管理权限，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依靠社会的治理能力和市场的力量与规律，让晋江的新型城镇化不断健康发展和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特色与创新

郑庆昌（福建农林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晋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实践，有几个重要特质：一是推进以外来人口市民化为重点的人的城镇化，在全省率先实行居住证制度，赋予30多项市民化待遇，解决了本地户籍人口1倍多的100多万外来人口“同城同待遇”问题,让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通过和谐拆迁、“七个换”盘活资产等方式推进就地城镇化、就地市民化。同时，出台大力度的人才政策吸引各方面的人才落地晋江。二是工业化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倒逼的内生型城镇化。晋江之所以能够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是得益于民营经济的活跃、产业基础的厚实、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就业空间和财政实力。当前，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要留住劳动力、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等又需要通过新型城镇化来解决。三是市场主导，政府积极作为、有效引导和服务。四是全民创新创业、爱拼会赢和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加快产业转型与城市转型的联动发展、融合发展。一是要坚持市场主导，继续发扬晋江企业家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在推进产业转型和城市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要进一步激发晋江独特的创业创新活力，推进包括晋江新市民的全民创业创新。三是要建立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创新公共服务链，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作用，促进要素结构的调整、集成、优化，为产业转型与城市转型的联动、融合发展提供支撑。

“晋江经验”的普遍性与典型性

杨益生（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晋江是福建省30多年以来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成果和先进样板。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晋江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的晋江精神，再到现在初步成形的晋江新型城镇化经验。这一经验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典型性。

从普遍性上看，晋江经验具有以下普遍意义：

一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始终把人的城镇化及人的发展放在核心位置上，在晋江城镇化的进程中首先立足于解放生产力，将大量的农民从传统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广阔的非农产业空间中去拼搏发展。至今晋江不仅让当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市民化，而且还吸纳了超过户籍人口总量的外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二是新型城镇化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持市场取向政策是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晋江正是通过市场为城市化提供了强大活力和动力。

三是新型城镇化必须立足建立服务型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提高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治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晋江经验充分显示出规模适当的中小城市在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具有低门槛、低成本、高效益、快发展的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反应敏感、调整快、决策响应迅速的优势。

五是晋江新型城镇化经历“创业——创新——创造”三个阶段，显现了中小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无限的空间和活力。

从晋江经验的典型性来看，晋江经验的形成还与其独特地缘优势和人文特质有关。由此而形成的一些独特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经验，虽然并不都是可复制的，但却是具有借鉴或启发意义。学习晋江经验不是简单的照搬、复制，而是要从借鉴启发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