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 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我只是希望他的眼睛能再看到这个世界，他的心脏能再跳动。”张元章想让更多人理解器官捐献
东南网11月17日讯（海峡都市报闽南版记者 林莉莉 陈邵珣 摄影 王金淼 编辑 蔡伟艺 刘荣寅 视觉 方立祺 肖美瑞）
泉州南安官桥岭兜村，山路半坡上立着一栋两层半高的砖坯房。
一砖一瓦翻盖起这栋新房，59岁的海都发行员张元章不知流了多少汗。他只想让唯一的儿子能娶个媳妇，过上寻常日子。可上个月，30岁的儿子张志昂在安徽遭遇车祸脑死亡。老张含泪劝说悲痛的老伴，签下自愿书，捐献了志昂的器官，让一名肝衰竭患者有了生存的希望。
前天早上，他和老伴捧着儿子的骨灰，还有一本荣誉证书，回到这栋让他们伤心的房子里。如果儿子没死，今年年底，这里将会办一场热闹的婚礼。
“我只是希望他的眼睛能再看到这个世界，他的心脏能再跳动。”这句话，老张跟来家里安慰的亲人、同事、朋友不知说了多少遍。原本，他不愿接受采访和拍照，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在炫耀儿子捐器官的事，不想有人在背地里议论。
捐完志昂的器官后，有人从北京飞过来找他，想花40万元买志昂的肾，还会让移植者认他当干爹。“我是捐献器官，不是卖器官。”他坚决拒绝了，很清楚买卖器官是违法犯罪。
2011年至昨天，全省共实现器官捐献70例，今年已实现31例。在泉州，从2011年首例捐献开始，一共实现器官捐献16例。加上前日与昨日刚刚完成的2例，今年内泉州已实现10例，排名省内第一。而另一个数字是，在省内排号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达到1000多人。
正是想到那么多人在等待器官救命，器官是那么稀少宝贵，张元章才拿起志昂的荣誉证书，站在记者的镜头前。
雪落无痕：感动，致敬，好人一生平安！
Lila：很多人都有个公益梦，都有颗造福社会的心，可是真正行动的有几个？能像他们这样发展出第二种人生的又有几个？致敬！
许：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愿意一起参加救援！
父亲走了 但他救了4个人
石狮永宁公园有一座遗体器官捐献纪念碑，镌刻着捐献者的名字，供大家缅怀纪念（石狮红十字会供图）
10月31日晚上6点，泉州洛江池透村像往常一样安静，除了祠堂，光亮中传出悠悠的哭声。
夜幕下，村里来了3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在祠堂里进行一场不到10分钟的手术，取下52岁陈金炎的一对眼角膜后，在他的遗体前深深鞠躬。陈双叶有些释然，父亲去世前一直念叨的事，终于帮他完成了。
对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们来说，这一刻虽然悲伤，可能还有些反对的声音，却意味着亲人的生命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世上延续，显得庄严而神圣。
临终，他写下3个电话，第一个是红会
捐器官，是陈金炎3年前做的决定。当时，他突然通知在外打工的女儿回家签字。“我伯伯和姑姑最开始是反对的，后来被他说服了。”陈双叶说，父亲的理由是，人死了一把火烧了，不如捐器官救人，做件好事。吃惊之余，陈双叶没有反对，她知道父亲脾气拗，决定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
陈金炎11年前查出肝硬化，后来成为肝癌。偶然听人说，人在离世时可以捐献器官，移植给那些重病患者活下去，他就想捐。
3年前，他的这个决定成了村子里的议论话题。“人死了还要开膛破肚，何必呢？”“人都没了，捐器官救人也不错。”有赞同的，也有摇头的。没过多久，一切回归平静，陈金炎的病情却急转直下。
上个月，陈金炎病危住院，开始交代一些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等他走了，要第一时间通知红十字会。
在医院那几天，陈双叶觉得父亲变得很唠叨，聊起了很多往事。“他平时不喜欢吵吵闹闹。但只要一件事情没做，他心里就时时刻刻记着。”
出院回家后，陈金炎在屋子里找不到写有红会电话的纸条，托人查询，给红会打去电话，说起自己的病情。他在一张纸上记下了3个号码，第一个是泉州红十字会，第二个是一名教友的，还有一个是朋友的。他把纸条放在房间的抽屉里，交代女儿，一旦自己走了，要立马打电话通知红十字会。
10月31日下午，陈金炎倒下了，老中医把过脉，摇了摇头就走了。陈双叶赶紧通知伯伯和父亲的教友，在祠堂里送走了父亲。
两三个小时后，红十字会和医生来到村里。悲伤中的双叶这才想起，慌乱中没有通知红十字会。后来，她才知道，父亲生前除了交代她，还再三叮嘱兄弟和教友，帮他完成心愿。
我们不管别人怎么说，只想简单做好事
在德化县城，28岁的郑玉春带着3个女儿，还有肚子里即将出世的孩子，租住在70元一个月的屋子里，一下雨墙上就漏水。
今年6月23日晚上，女儿们最后一次跟爸爸出去玩，就是去看房子。“他说原来的房子条件不好，女儿经常感冒中暑，那天下班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去找房子。”玉春说，第二天一大早，丈夫林国礼就被送进石狮华侨医院，再也没有醒来。
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她们的爸爸很伟大，救了4个人，还是在泉州第一位捐献器官的本地人。看着在屋里玩闹的女儿，郑玉春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她爱孩子们，希望孩子们能开心快乐地长大，等她们长大了，再告诉她们爸爸的故事。
她不知该和孩子们说，爸爸为什么会那么突然就走了。那天晚上，国礼说有点头晕，早早就睡下了。夜里10点多，肚子饿醒过来，他还吃了一碗稀饭。睡下没多久，他起床呕吐，再次睡下。直到第2天清晨，玉春看着床上的丈夫睁着眼，流着泪，怎么喊也没有回应。
到医院时，国礼已经深度昏迷，失去自主呼吸，严重脑出血。两天后，医生宣布国礼脑死亡。“大哥大姐说可以捐器官救人，跟我商量，我觉得可以，就捐了。”玉春说，当时没有犹豫，只是觉得能救人，那就捐吧。
签下器官捐献协议书后，6月27日上午，专家组医生完成器官摘取手术，将林国礼捐献的心、肝和肾紧急送往福州，挽救了4名病人。医护人员仔细地把国礼的遗体外观复原，穿好衣服，向他鞠躬致敬。
办后事回到德化农村老家，亲戚们惊讶地质疑：“人死了，你们怎么敢这么做，怎么还把那些东西掏出来？”
“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想，只是想简单做好事，能救一个是一个。”国礼的二哥激动地说，“如果是我，我也愿意捐出来，甚至把身体捐了，让医生们去研究，怎么把脑死亡治好”。亲戚们听了解释，慢慢能理解了，在老乡微信群里，大家说起这事，也是赞同者居多。
这4个多月来，在家照顾孩子的玉春，两次梦到了丈夫。梦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一次坐在床边喊她起床，一次做了一桌好菜给孩子们吃，模样跟平常一样，就好像他还在家里，一如既往照顾着他们的家。
帮丈夫捐献，救了4条命，还让4人重见光明
说起科室里的第一例器官捐献，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玉琪印象深刻。她当时很受感动，并从那时起关注器官捐献工作。今年，她成为福建省器官移植学会的常务委员。
2013年3月，科室里送来一名工伤的四川建筑工人曾先生，经诊断已脑死亡。曾先生的妻子很悲痛，却主动找刘玉琪说，想把丈夫的器官捐献出来。
“当时对这项工作并不了解，打了很多电话，费了不少周折，才联系好有关部门，不像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渠道。”刘玉琪对病人妻子的决定既惊讶又敬佩，询问原因后，更是感动。原来，捐器官是曾先生在出事半年前偶然说出的心愿。当时，他看到电视上，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何玥去世前留下捐献器官的愿望，感动落泪，表示自己也愿意如此。
当时，曾先生的妻子和一对儿女坚定要为他实现心愿，可是遭到曾先生的弟弟和其他家人反对。
“顶着压力，曾先生的妻子和女儿签下器官捐献协议书，捐出他的肾脏、肝脏、心脏和眼角膜，成功挽救了4个人的生命，又让4个人重见光明。”泉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小郭说，捐献后那一年，他接到了曾先生妻子的来电。她回四川老家生活，却不时被亲戚质疑，埋怨她把丈夫的器官“卖”了，一肚子的委屈没处说，只好向泉州红十字会倾诉。小郭说，其实，以他们家的情况，是可以申请红会补助的，但当时，曾先生的妻子婉拒了，她只想完成丈夫的心愿，“如果有人不信的话，可以到泉州来求证，我会帮助她证明清白”。
自己想通容易 亲人这关难过
石狮的林国礼捐献器官手术前，妻子过来见他最后一面（资料图片）
截至今年11月9日，根据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统计，全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39516人，已成功捐献4867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13745人。在福建泉州，也有一群志愿者填写捐献自愿书，愿意在自己过世后，捐献出遗体或器官。
人走了，火化了也没了，不如捐出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很多志愿者抱着这样的想法，只是，自己想通很容易，让亲朋好友理解，却很难。
他们当中，有的想方设法争取家人同意，有的干脆瞒着家人，自己填写自愿书，也有的人面对家人的恳求，只好妥协放弃。
他们说我神经病，但也尊重我的决定
3年前，在海都记者的陪同下，蔡娟来到泉州红十字会办公室填写《福建省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和《福建省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时，在所有可以捐献的项目上，都打了勾。
“我不是为了出名，当时找不到单位登记，才想到了海都报。”53岁的蔡娟独自在晋江经商，亲人和朋友得知她登记捐献器官时，都骂她是神经病，填写自愿书时，亲属同意一栏里，是她当教师的侄女签字的。
老家的母亲是反对的，一提到死了以后捐出器官，所有人都不愿再往下讲。蔡娟却认为，没有人有权利为她的身体做选择，人的精神才是永恒的，死后的躯体能帮到别人，是很实在的好事。面对性格倔强的她，家人和朋友没再多说什么，尊重她的决定。
对于器官捐献，蔡娟年轻时就有这个想法了。她说，父亲是医生，为人开明，年轻时，她翻看父亲的医学书籍，读到关于器官移植延续生命的内容，当时还跟父亲讨论这事，父亲也赞同这种帮助别人的方式。
施比受有福，她认为，捐献遗体器官不过是帮助别人的一种方式。
人火化了也是没了，为什么不帮助别人
晋江女孩小吴，也是在3年前填写器官捐献自愿书。不过，她不敢让父母知道，当时是让妹妹帮忙签字的。
大学期间，小吴就有了捐献器官的想法。当时看到新闻说一个女生死后捐献器官，她就觉得这是件“很酷”的事情，但后来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也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人火化了也是没了，为什么不帮助别人？”
她跟朋友、同学和家人都说起这件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她的想法很奇怪。“父母那一辈的人，受传统观念影响，觉得这种事不吉利，不太赞同我，同学也有不赞同的，但他们也不反对。”小吴说，大学毕业那年夏天，刚好是她生日，就想做件有意义的事情来纪念，于是在网上搜索器官捐献的资料，辗转联系到泉州红十字会，填写好器官捐献自愿书后，再寄给红十字会。
小吴很佩服，有个学医的同学想捐献自己的遗体，因为目前的她，只能接受捐献器官，还不太能接受捐献遗体。
她觉得，器官捐献并不是无知者无畏的事情，是需要了解、熟虑后才能做的决定，是对自己选择的尊重，也是对被捐献者的尊重。
没想到还得经过儿女同意，算了，算了
“人走了，烧了也没了，不如捐出去给医学院搞科研。”家住泉州市区的许阿伯，他的想法和小吴的很像。
83岁的他腿脚不便，跟儿子住在一起。凌乱的屋子放满书籍和报纸，平常在家里看电视、报纸打发时间的他，在今年5月突然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
于是，他给海都热线通95060打来电话，想咨询遗体捐献的流程。然而，得知人走了以后，要捐献遗体还需要家属同意，阿伯打了退堂鼓。
“算了，算了。”许阿伯说着，咧着嘴露出苦笑。他从房间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那是他的遗嘱，他不想儿女在他死后跟随闽南风俗大操大办，只希望能安静地离开世界。他曾经跟儿女们提过捐献遗体，却遭到强烈反对，“他们觉得那样子的话，静悄悄的，不像个葬礼”。
老人不愿多说儿女的事情，他原本以为，捐献遗体只要自己填写自愿书就可以了，没想到还是要经过儿女的同意才行，他想了想，还是算了。
父亲极力反对，只好将捐献的想法搁置
和许阿伯类似的，47岁的王先生在经过父亲的极力反对和阻拦后，只好将捐献器官的想法搁置下来。
王先生出身农村，现在是泉州市区某重点中学的老师，不久前，他接触到遗体、器官捐赠的相关信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认为“人最终总要离开这个世界，只是离开的方式不同而已”，死后将遗体器官捐赠，在他看来，是个很好的选择。
对于王先生的想法，妻子起初有些惊讶，但后来还是支持。从小也接受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教育的他，觉得在完成志愿登记前，要征得父亲的同意。父亲曾是名乡村教师，他原本觉得，一向通情达理的父亲也会支持，可没想到，才刚提起这件事，就遭到父亲的严厉责备和反对。
父亲的理由是，虽然人去世火化，可骨灰还在，还能供后人祭奠，如果捐了遗体，连祭奠的物件都没有，哪怕仅是捐器官，想到亲人的遗体要在手术刀下手术，也难以接受。而且，即便他能同意，乡里乡亲的，还不知道会怎么议论。无奈之下，王先生选择妥协。
和王先生父亲一样想法的人，其实并不少。“好好一个人，死了已经可怜，还得再挨刀取内脏，留个伤疤，不是更残忍吗？”南安61岁的赖阿姨说，以前常听村里老人说，人要完整地走，她不能想象捐献器官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和亲人身上。
南安的黄女士则认为，捐献器官是无偿自愿的，纯粹是做好事没有错，器官给了医院，除了一本荣誉证书外，要是捐献者的家人以后生病，或者遇到意外，会有人来帮助他们吗？要是没有人帮他们，那这不就是白捐了。
忍着悲痛捐器官 是大爱精神
自从科室里有了第一例器官捐献，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玉琪主任，就开始经常关注这方面的工作，但她却发现，现在的形势远比她想象的严峻很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曾报道，目前在我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但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
传统观念造就的不愿捐，对制度政策不了解导致的不懂捐等诸多原因，是现在形势严峻的根源。在刘玉琪和泉州市文联副主席陈瑞统看来，要改变人的观念很难，需要一个过程，目前的工作，除了要给予捐献者及其家属更多的敬重和帮助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宣传相关政策和制度，让更多人了解、理解，站在科学、理性的角度去对待和选择。
泉州市遗体、器官捐赠情况
（来自泉州红十字会自2005年来的统计数据）
遗体捐赠：登记170人，实现捐赠11例（截至昨日）
器官捐赠：登记90人，实现捐赠16例（截至昨日）
其中，今年以来，泉州已完成器官捐赠10例，超过以往历年总和，截至目前，位居全省首位。
器官捐献流程
条件
无绝对年龄限制，原则上，有关器官或组织的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艾滋病或者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者，一般都适合。
有意捐献的
公民怎么做
生前可通过书面形式，向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捐献办）或红十字会的捐献登记站申请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办理相关手续；
在医院的宣传栏内获取资料，按照资料要求，自愿登记后，由兼职协调员转交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在红十字会网站填写报名资料。
捐献过程
1.医院兼职协调员发现潜在捐献者，如果直系家属同意，则帮忙完成相关登记手续。
2.经院内会诊、医学专家复核，确认捐献者病情确不可逆，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论证通过后，报送捐献办，将资料录入系统。
3.当捐献者在临床上达到待捐献状态时，在救治医院两名以上医生确认并宣布死亡后，由获取小组进行人体器官获取并保存。
4.完成捐献后，由医院恢复捐献者遗体原貌。
严峻形势远高出想象
上个月，海都报发行员张元章的儿子在外省遇车祸脑死亡，悲痛的老张说服老伴，捐出儿子的器官。
得知老张是泉州本地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玉琪主任很震惊。“当我开始了解器官捐献工作后，发现形势远比我想象的严峻很多。”刘主任说，目前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排号等待肾移植的病人，达到1000余人，而2011年至2015年，福建省内自愿器官捐献者为70人，泉州目前有16例器官捐献，仅有两例是泉州本地人捐献，其他基本来自外省。器官捐献者稀少，相反的是，等待移植器官的病人很多，可见形势的严峻程度。
“遭遇车祸、工伤，或者脑出血，如果病情严重，达到脑死亡程度，是没有任何机会存活的，即使用最好的药物和设备救治，也只能维持心跳半个月左右，死亡结局不可避免。”刘主任说，当科室里出现脑死亡并适合捐献器官的病人，医生就会向家属介绍有关这方面的工作，但往往被家属拒之门外。从去年开始，福建省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开始全面宣传推广器官捐献工作。协调员24小时开机工作，只要得知病人家属不排斥且有捐献意愿，他们就会立马赶来，向家属解读政策，帮助他们协调一些事宜，“但协调员常常是空跑一趟，很多人在观念上还是无法接受器官捐献”。
给予更多的敬重与帮助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泉州市文联副主席陈瑞统说，人们乐于谈生的话题，死亡却是个不愿触碰的话题。更何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传统观念，本身就对器官捐献形成一种观念上的障碍。在他和刘玉琪看来，改变人的观念是很难的，这需要一个过程。遗体器官捐献，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因此首先要让民众逐步地了解、理解，站在科学、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和选择，才能接受、介入并参与其中。
器官捐献是善事、正能量的事，救助他人延续生命，也是对死者生命和精神的一种延续。而家属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同意捐献器官，去救助处在危险中的生命，这样的选择需要非凡的大爱精神，是感人至深的，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因此，对于捐献者及其家属，希望有更多人敬重他们，而不是去反对或者泼冷水，伤害逝者与生者的尊严。
除了在精神上、舆论上的敬意和赞扬外，社会和政府机构应该对捐献者亲属，在其他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让他们感受到人情的温暖、人文的关怀，这样也有助于鼓励更多相关情况的人士，愿意把亲人器官捐献出来。
□遗体器官捐赠困境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在闽南，传统观念还比较根深蒂固，很多人对捐献亲属遗体器官一事还难以接受，还要顾虑亲友议论、事故后续处理等因素，这也是目前捐赠数量少的主要原因。根据要求，遗体器官捐赠，需要争取直系亲属（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的同意。按照全国各地通行的惯例，只要有一个亲属不支持，就无法完成申请登记，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有志愿者生前已经得到亲属的支持，完成填表申请，但在过世后，亲属变卦的案例也有不少。
志愿者无法跟踪维护
泉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称，已完成的16例器官捐赠中，大多是突发意外，生命无法挽救，才由家属临时做出捐赠的决定，事先登记的志愿者非常少。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难题，很多登记捐献的志愿者，到真正捐献可能是好多年之后的事，对于这部分群体，又该如何跟踪与维护？
“没办法跟踪，我们也不可能去跟踪。”泉州红十字会黄剑明副会长明确说道。由于捐献遗体器官的特殊性，这件身后事，必须由亲属来帮助实现，红会方面无法进行跟踪回访。一般情况都是志愿者过世或病危时，由亲属主动找红会，提出说当事人此前有这个意愿。但有些亲属临时接受不了，使得许多志愿者最终因各种原因没有实现捐献。
对捐赠机制不够了解
黄剑明强调，遗体器官捐献都是秉承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者家属不需付出任何费用，同时也得不到什么费用，针对一些家庭困难的志愿者，红十字会将协调减免一些医疗费用，以及帮家属向省永生天使基金申请相关的补助金。部分家属在填写捐献申请前，会询问能得到多少费用，工作人员通常会告知他们，如果家庭确实很困难的，将可以申请适当的补助金，但这笔补助是很明确的，金额将视家庭困难程度而定，因为这不是交易，更不是买卖。
除此之外，对于捐赠的流程，包括怎么申请登记、完成捐赠、遗体如何处理等，许多市民都还不甚了解，这也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大力度宣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