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西街史氏在明代时门庭显赫，族人史继偕曾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之职，建有宏大的“相国府”；在朝时，史继偕不愿参与“党争”，多次向皇帝递交辞呈，甚至挂冠而去，人称“三进三退的大学士”；西街史氏“相国府”今虽不复存在，但泉州多地仍留有与史继偕相关的历史遗迹

据史梅约介绍,史继偕曾在青龙寺中化解了两村的一场械斗。

“乌纱帽”原是古代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到了明朝，“乌纱帽”才被正式确定为官帽。按理说，当官的人都很珍惜这顶“乌纱帽”，但在明朝偏偏有这么一位泉州来的官员，动不动就扔掉“乌纱帽”，拂袖而去。奇怪的是，皇帝们还每每帮他捡了帽子回来，并且帮他重新戴上。这个“牛人”叫史继偕，家住泉州西街头，其“相国府”传称规模宏大，前临西街，后至镇抚司巷，进深五落。

西街史氏祠堂几历火灾，如今已面目全非。

时光洪流卷走“相国府”

说起泉州史氏的历代渊源就要从溧阳侯说起。据泉州市史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史梅约介绍，泉州史氏大部分都是溧阳侯史崇的后代，故现在泉州市区、晋江、南安一带的史氏族人住宅的大门门楣上都有“溧阳衍派”堂号字样。根据史氏族谱记载，泉州史氏重要的一支其开基祖为溧阳侯史崇的41世孙史祃，其于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从宁波入闽避难，来到了泉州的临漳门定居，后世繁衍至今。史祃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大房”史温泉，“二房”史寒泉，“三房”史冷泉。其中，“二房”史寒泉字元和，后迁居市区西街头，他的这一支在明朝时期共出了11名进士，其中第七世史继偕曾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为家族带来极高荣誉。

如今行至泉州西街头，在一条小弄巷中，我们采访到了一户史继偕的后人。据这户人家称，目前在西街头尚有4户史氏居住于此地。他们都是史寒泉一族的后裔。“瞧，这间屋子以前就是西街史氏祠堂，不过在明、清两代曾遭遇数次火灾，祠堂被烧个精光。现在惟一留下来的是在地面上的一块巨大的埕石，据说当年也是泉州府最长的一条老埕石。”史氏后人指着一间小屋告诉我们。这屋子为土木结构，据称是清代重建的，已看不出有任何富丽堂皇之处。4户史氏后裔如今就居住在这屋子的前后。

离史氏祠堂旧址不远的地方就是泉州影剧院，据泉州的一些地方史料称，史继偕的父亲史朝宜曾在西街影剧院一带兴建“大方伯府”，后改为史氏大宗祠。 那么史氏后裔今天居住的这条小巷会不会就是史氏大宗祠的旧址呢？史氏后裔对此不敢确认，他们说，从前曾有考古工作者来此探查，同样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而之前传说有一块“大方伯府”碑在泉州影剧院附近，但如今此碑也下落不明。

比起“大方伯府”来说，史继偕当年的“相国府”显然要更加宏大。据史料记载，史继偕的“相国府”在西街影剧院右，即会通巷北口斜对面。进深五落，前临西街，后至镇抚司巷，东至影剧院，西至究史巷。不过，与“大方伯府”一样，“相国府”也在历经岁月沧桑之后，荡然无存，能供人缅怀的，大概只有史料中的只语片言了。

祠堂屋宇梁架都被熏黑，据说是清代火灾遗留下的痕迹。

连写18封辞职信的官员

据《明史·舆服三》中记载，“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明洪武年间开始，“乌纱帽”成了官员的一种特有标志。虽然乌纱帽在中国历史上闪闪发光，浸透着衙门气息，甚至成为万众争夺的“宝贝”。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眷恋这顶帽子的，明代泉州便出了史继偕这么一位“奇官”，他曾在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为官，出任过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位高权重。不过，就算官当到这么大，他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一遇党争，一遭诋毁，他就上疏请辞，甚至不等皇帝下旨便先行挂冠而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史美衍在其所著的《明代三进三退的大学士——史继偕》一文中指出，史继偕最后一次请求免职回家，居然是在上疏了18次后，皇帝才勉强答应的。这不知道有没有在当时创下“写辞职信最多”的纪录。

其实也不能怪史继偕动不动就起辞职的念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从万历中后期开始，内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与万历怠政等重大事件；对外则有万历三大征与后金崛起等军事事件，还先后发生明朝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各种势力冲突、对抗，不仅大臣卷入，宦官、嫔妃、太子，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朝堂内外暗流涌动，稍有不慎，随时都会落入别人事先设下的政治圈套之中。权倾一时的“红人”如叶向高、方从哲、刘一燝、韩爌[kuàng]等内阁首辅，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同样也无能为力，他们有的下野避祸，有的直接遭受政治迫害，甚难独善其身。史继偕的急流勇退，除了个人性格因素使然外，当然也有时势变幻的因素。但在这些内阁大臣当中，绝没有第二个人像史继偕这么干脆，说不干就不干，乌纱帽一扔桌上，拍拍屁股即刻走人的。

史美衍教授称，史继偕还在担任南京吏部侍郎时，有一次听说有官员告他儿子在海上抢劫，一气之下马上请求辞职，甚至没等万历皇帝同意就动身回泉州老家。结果万历皇帝不信那官员的说辞，差使者去安抚史继偕时，没想到他已经乘船走人了。后来，皇帝花了不少力气才把他又请了回来。

据载，史继偕的“相国府”进深五落，前临西街，后至镇抚司巷，东至影剧院，西至究史巷，规模宏大。

仕途崎岖多次进退

有学者说史继偕是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这可能同他的官场经历比较波折有关。

明朝只有六部，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史继偕在朝当官时，除了兵部外，在其余五部都待过，算是一个阅历非常丰富、能力全面的官员。史继偕是在万历壬辰（公元1592年）考中了榜眼，随即获授编修（正七品官）一职。在紧接着的将近十年里，他步步高升，从七品一直提拔到正三品（南京吏部侍郎），后来又署尚书事（正二品），兼户、礼、工三部。这一路走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才高政廉，着力清除积弊”。看得出，史继偕对明王朝忠心耿耿，而且也是一位勤勉之人。据《明代三进三退的大学士——史继偕》一文所述，1611年，史继偕在考察都察院的监察工作时，纠正了不少失误。正是因为他严加稽覆弊端，对官员较为严厉，在获得清誉的同时，也为他招来了同僚的忌恨，所以开始有人不断给他“下绊”了。

道光版《晋江县志》 在《卷之三十八·人物志·名臣》中是这样记载史继偕多次进退的事迹的：“以户部主事贺世寿风闻指摘，乞致仕。有旨称其学行，慰留之。会廷推阁员，忌者恐资次及继偕，故先发阻之。虽奉旨慰留，不获安其位，再疏乞归。抵家，再乞辞，并请罢斥。时廷推继偕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三辞，不允，始至京视事。命主会试，取庄际昌等三百人。七月，辽阳告急。神宗方深居禁中，一切命将请兵，疏皆不报。继偕累次连月会九卿科道跪请御殿，召廷臣图方略，均不得旨。再疏乞休，移近郊寺，拜疏辞朝，即日南发至浙。邸报升东阁大学士，时神宗已升遐矣。至家疏辞。天启元年六月，差官促就道至京，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而阮大铖、侯震赐等攻击愈力。乞归，至第十八疏乃允其请。加少保，荫子中书舍人……”

西街影剧院一带有据称是“大方伯府”旧址的地方

现存一些文史资料有更详细的记载称，户部主事贺世寿于1612年首先对史继偕发起攻讦，控告他想谋取辅臣李廷机的权力，并告他儿子在海上抢劫，不过并不成功，皇帝没采信，把已经一怒辞官的史继偕又追了回来；第二次是1618年，金军发动进攻辽阳告急，神宗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上朝，史继偕会同大臣们一起跪请皇帝临朝，抓紧搞好军备，结果皇帝不理。1619年，史继偕索性辞官，不顾皇帝挽留启程回家。后来光宗即位，晋升史继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又把他请回了京城；第三次是发生在1623年3月，吏部右给事中阮大铖捕风捉影地诬告说：泉州有一钱会是史继偕的儿子在当盟主，应追查严办。史料中，阮的用语极其恶毒。史继偕据理力争，具疏陈辨，并要求派抚按调查核实，熹宗对其好言安慰。但这时阮大铖作为东林党骨干，势力很大，一唱群和，刑科给事中解学龙、御史练国章等都纷纷上书攻击史继偕。史继偕一看这架势不对，就接连上疏请求去职归家。直到写了18封，熹宗才不得不应允，准许他辞职。清代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卷73·文简史联岳先生继偕》称：“(偕)为阮大铖所忌，从中挤之。引年疏十八上，乃得归。”

另外也有文史材料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史继偕还有一次“退”的经历。当时他出任会试的考官，与大学士方从哲、户部张问达同为殿试读卷官，推选出晋江人庄际昌为状元。但是庄际昌进呈的卷子上，误将“醪”字写为“膠”字。于是有人借此攻击，认为史继偕偏袒同乡之人，有舞弊嫌疑。实际上，当时殿试读卷官总裁是方从哲，再说状元又是神宗皇帝亲点的，根本容不了史继偕作弊。史继偕受此冤枉，于是向皇帝递上辞呈。

从史继偕的多次进退，以及他既不肯依附东林党，也不肯投靠“浙党”、“楚党”等派别上，不难看出，他是在坚守某种为官的底线。一旦有人要逼他破底线的话，他就不干了！也正是拥有这样的“自觉”，使得史继偕能在混乱的时局之下，保住了自己的清誉。在位时，史继偕还曾参与编撰《神宗显皇帝实录》，据《明实录》载，《神宗显皇帝实录》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始修，以张惟贤为监修官，叶向高、刘一燝、韩爌、史继偕等为总裁官。1623年，改命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为总裁（史继偕此时已递辞呈），崇祯三年（1630年）十一月修成。

1635年，史继偕离世，享年75岁，被朝廷追赠左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8·冢墓志》：“大学士史继偕墓：在四都驷行烛台山。”即，史继偕之墓在晋江磁灶驷行山铺的烛台山上。

青龙寺始建于后唐开运元年，历史悠久。

爱乡故事仍在民间流传

泉州威远楼，古时亦称“谯楼”，始建年代，众说不一。明天启六年（1626年），泉州知府沈翘楚重修谯楼时，史继偕曾为此楼书写《重修谯楼记》，勒石传世，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仓厫附·泉州卫指挥使司》收录此文：“郡故有谯楼，相传唐末·闽越·王审知抚有七闽，始开府治。前辟双阙，下累石如城。稍北九十步为应门。应门者，第二门也。历宋、元，因其旧，改谯楼为测漏所。后屡圮屡葺。至正（1341—1368年）年间，乃大新之，而旧志莫考。按陶人欵识，有‘至正元年’字，则建于是年无疑。我朝改郡为卫，正统年毁，撤而新之。而移其址于第二门，则实由正统（1436—1449年）间始……”史学专家认为，此文对于追溯泉州威远楼的历史大有帮助。

史继偕辞官返乡后，正遇东南沿海海患吃紧，倭寇余孽横行，海贼、海盗等为虎作伥。为保卫家园，史继偕四处察访泉州海防防御设施，主要参与修建两个海防设施，一个是鹧鸪口炮台，一个则是溜石铳台。首先勘定“在车桥之下，浯屿之上，地名鹧鸪口，为郡东南门户”。在这基础上，天启七年（1627年），鹧鸪口炮台建成，史继偕为其作记；建溜石铳台，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是史继偕与泉州知府议建的。铳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史继偕同样为其作记。这两个举措帮助巩固了泉州的海防。

据史料记载，史继偕致仕居家时，曾在对望石鼓山下的“怡云野筑”潜心著述及整理文献，其著作有《云台藏稿》16卷、《奏议》4卷、《八闽人物》4卷、《太史一家》1卷、《越章录》4卷、《怡云草》1卷。他在游历金鸡桥时，还写下了《题重兴金鸡桥》一诗：“逶迤远势自长虹，西引地形接郡雄。一日舆梁思惠政，万年舟楫属神功。弦声满邑随风转，桃色盈庭映面红。自是仙郎深雨露，褰裳不假沐恩同。”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即使已归隐故园，史继偕对朝廷的感恩之情，亦不曾消减。据《晋江县志》载，史继偕曾在清源洞佛祖殿前题匾曰“灏窅天邻”,左右壁有数碑；又题“一德寿民”于莆田黄石镇，还为不少人写过碑记和祠记。

而据泉州史氏后裔介绍，明朝年间某个清明节，时官居一品、任文渊阁大学士的史继偕率族人欲去祭扫祖先寒泉公墓——“鸟叫墓”。路过清濛村时，见村人慌乱。经过问，得知因与邻村发生纠纷，对方扬言要来“铲平清濛村和青龙寺（俗称清濛宫）”。史继偕于是一面吩咐家丁把写有“溧阳史府”和“文渊阁大学士”的一对红灯笼悬挂在青龙寺的正门前，并在宫里休息；一面派人去两边劝和，免去了这一场村斗，使两村人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如今，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史继偕与青龙寺”的故事，仍在泉州史氏族人当中流传。也许，管得了天下事、也管得了邻里之争，就是我们对这位明朝大学士最深的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