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八旬侨批派送员话往事
为防止派批员携款潜逃，要在亲戚中选忠厚老实者；新中国成立前，派批过程中常遇土匪，多人身亡，沿途要化装山民走贩；通货膨胀严重时，早晚货币不同价，为保护侨眷利益，侨批不能积压
七十年过去了，李长啸对于那个时代的侨批回文仍记忆深刻。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侨批业这一兼有金融和邮政双重职能的特殊行业，在很长一个时代，在侨乡人民的生活中，都具有十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新中国成立前，战乱不断，当一封来自海外的侨批，不远万里走过海路、陆路，经过国内外几拨侨批派送员的手，终于辗转送到侨眷手中，真是字字千金。
从十九世纪70年代到1976年侨批业完成历史使命，并入银行系统，侨批业经历了百年沧桑，也造就了一种延续近百余年的职业——侨批派送员。
派送途中要化装成山民、小贩，还可能会碰上土匪兵患……在南安梅山镇，85岁的侨批派送员李长啸向记者讲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送批往事。
族谱中浓缩的侨批史
今年74岁的李良辉，是南安梅山竞丰村人，十几年前退休后，他关注于整理竞丰村李氏家族的族谱，并参与芙蓉李氏族谱的续修，在整理中，他意外发现，其中有许多关于侨批信局的记载。
根据一本1948年之前修好的族谱记载，卒于1937年的李钦生，“平生急公尚义，言忠行笃……农而兼商，在泉厦合股营华洋汇兑信局，值河山鼎革……侨汇悉用民局，单分递各局不生效力，惟署叔名者到处流通。”
他感兴趣之余，通过研究本族的族谱，寻找更多关于侨批信局的资料。根据族谱的记载，除了李钦生工作的“泉厦合股营华洋汇兑信局”，还有李斯默的崇兴信局，李引贵的捷兴信局及其子李成田、李成埔所经营的源兴信局等四家，其中，以源兴信局规模最大。
据李氏族谱记载，源兴侨批局，前身是捷兴信局，是梅山镇竞丰村村民李引贵于民国初年开设，1927年曾一度停业。其子李成田、李成埔于1931年重新开业，并顺应时势采取联营扩股扩大经营，在合并其他信局的基础上，组合创办了源兴信局。李成田长期负责在厦门头盘，外联海外；李成埔在泉州负责二盘局及在洪濑梅山、芸美负责三盘局，并派送银、信直接到各侨眷手中。
因为长期战乱，社会不安，匪患成灾，派送员不断遇抢遭杀，且老百姓生活极苦，派送员卷资而逃的事时有发生，信局损失很大。在这种局势下，李氏兄弟采取一些顺应时势的经营方法，业务迅速发展壮大。为避免派送员卷资出逃，他们主要雇佣本族亲堂中胆大心细的青壮年为派送员，直接把侨信、银汇送到侨眷手中，较为可靠安全。因此，华侨纷纷把侨汇交由源兴办理。信局声誉大振，发展为闽南大局。据记载，1946年，源兴信局外联海外68局。
李长啸老人将送批往事娓娓道来
老侨批派送员陆续离世
抗战期间，交通不便，社会动乱，侨批业务极差，侨批局纷纷倒闭，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陷入瘫痪，侨批业大多停业、倒闭，但源兴信局仍苦苦支撑，直至1942年2月才停业。抗战胜利后，又复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较大发展。1951年9月，该局参加公私联营；1957年转为集体所有制，成为银行附属单位；1958年，宣布为国营，1976年由国家银行接办，结束其历史使命。
据他了解，当时源兴信局放入派送范围涵盖南安蓬华、眉山、诗山、金淘、码头、梅山、罗东、九都、乐峰、向阳等乡镇以及洛江的罗溪、永春等地。其实，梅山虽然是著名的侨乡，但华侨的人数比不上南安诗山、金淘等地，侨批业在梅山有这么大的发展，与李氏几代人较早进入侨批业关系重大。
由于源兴信局主要雇佣堂亲作为侨批派送员，李氏宗族里的送批员有二十几位。李良辉的堂兄、妻舅等人，都是侨批派送员。十几年来，他通过他们，逐步扩大范围，前后打听到一份40多人的侨批派送员名单。据他走访、调查，至今仍健在的已寥寥无几，年纪最大的已年逾九旬。
不久前，李良辉的堂兄李锦成也去世了，仍健在的侨批派送员越来越少，据他所知，40多人中仅剩两人，一个是85岁的竞丰村村民李长啸，另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迁居泉州市区，但没有联系方式。通过他们的讲述，他对派送侨批及侨批派送员的工作，对于那段历史，有了总体的了解，接下来，他准备着手进行整理，“如果不整理，等他们都走了，这段历史或许就不再有人清楚了。”
这栋红色的小洋楼，见证了侨批局十余年的发展，楼房的主人已从孩童变为老人。
送完银信帮忙写回文
1945年，14岁的李长啸小学毕业后，就进入源兴信局上班。当时的源兴信局，是几个兄弟和堂亲合股的民营信局。最初，他只是作为内勤。他的主要工作是，当有人从泉州将侨批押回梅山，他要先将“侨批”封上国内收信人地址、姓名、寄钱币种数及南洋寄信人姓名等一一誊抄下来，然后按地址分配书信、钱币。不久后，他的父亲和几位叔叔也进入源兴担任侨批派送员，一家有5个人在源兴信局工作。
如今已85岁的李长啸仍非常硬朗，思路清晰，他记性很好。在李长啸的家中，他向记者详细讲述了侨批派送的整个流程。侨批从国外寄出，经轮船运输，到厦门、泉州等信局，再送到各站点。根据船期，每天早晨，驻泉州市区的派批员会早早用摩托车将侨批运回梅山，一一登记好后，银行一上班，会计要拿着信到银行取钱，然后出纳根据每封侨批的金额分配好，负责不同派送区域的派批员，领取各自的信件和钱币出发派送。
信的数量要看船期，有时侨批多，有时少，多的时候一天两三百封。
李长啸说，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统一的银行汇兑，从泉州载回的不止侨批，会连同侨汇一起，各个时期的货币不同，有银币、法币、金圆券等，有时钱多的话要装好几个大麻袋，用担子挑回来。
侨批有个特点，送到侨眷手中后，侨眷收信后要马上回信，称为“回文”，派批员拿着回文，送回侨批局，再次登记后，最后重返寄信人手中。有些侨眷不识字，因此，派批员一般都要识字，帮侨眷简单地写好回文，再带回去，省得来回跑。
“吾儿此知：来信收到，寄来款项亦已收到，请勿挂念家中诸大小，悉知儿在外一切如常甚慰，请吾儿在外身体自重为宜，余事后陈。”凭技艺，李长啸两分钟就为我们写了一封当年的回文。
曾经的侨批派送站，如今已是芳草萋萋，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土匪抢劫时有发生
为了在激烈的侨批竞争业中站立脚跟，信局非常看重送批速度。“不允许积压信件，一到必须马上送出去，有时跑长途的，还要采取接力的形式。”李长啸说，比如，他父亲送的是金淘与安溪交界的地界，属于长途，一般一趟下来要两天，晚上要住在当地；如果第二天还有侨批到，他就要往回赶，为节省时间，梅山信局也会派人送过去，两人在半路上交接，争取第一时间将侨批送到。
当然，除了抢时效拼信誉，也是为了不让侨眷吃亏，李长啸说，当时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从海外寄来的汇款如未及时送到侨眷手中，很可能就贬值了，“有时上午和下午，货币价值立马不同了”。
新中国成立前，战乱连连，社会动荡，非匪即兵，每日步行近百里，化装成内山农民、商贩模样，背着褡裢，将银圆装在其中。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不少地区有土匪，李长啸的父亲，在1951年的送批途中，在金淘与梅山交界处的新岭山，就遭遇了两个土匪，将他所带的侨批和钱币尽数抢走。他父亲急得大声呼叫，好在当时附近的群众纷纷围过来，帮忙抓住了土匪，这才保住了钱信。
李长啸的父亲算是幸运的，据李氏族谱记载，新中国成立前，仅源兴信局的派送员遭到土匪劫杀身亡的就有8人，钱信被抢之事更是时有发生。
忠厚可靠且要能保密
尽管不是侨批派送员，但今年67岁的李碧娥，对侨批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却十分熟悉，因为她的家，在1957年开始，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被租赁作为侨批局的办公地点。在位于竞丰村的这栋两层的华侨风格小楼中，通向二楼的楼梯处，还用白色的油漆画着一根鸡毛信，上面写着：侨批局在二楼。
李碧娥还是个10岁的孩童开始，每天就与四五十位的派批员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派批员们回来之后，都会跟他们家人聊聊天，说说派批路上发生的事情。据她回忆，有些路远的派批员干脆就住在她家。
尽管很多人会跟她聊天，但是并不会泄密，对派批员来说，除了人品忠厚可靠，身体素质好，脚程快，还有一点就是嘴风要紧，“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能泄露南洋寄了多少钱过来。”她说，那个时代，如果让别人知道南洋那边有钱银过来，不仅怕人偷、抢，还怕别人来借，到时如果不借，容易得罪别人，因此，就算是侨眷的亲戚，也不能说。
楼梯转角留下的标识，是侨批局曾在这里办公的印记。
三餐在侨眷家吃饭
李碧娥说，当时的派批员，大多数都是走路，少数能骑自行车，唯一的一部摩托车是两个派驻泉州的人，从泉州载侨批回来的。领了信之后，就要穿着草鞋，翻山越岭送批去。边走边送，远的一天要步行四五十公里。
根据李良辉走访多位派批员了解到，在私营侨批局期间，派批员是没有工资的，收入主要是侨眷给的“礼数”，也就是小费，三餐也大多在侨眷家里吃，派到谁家就在谁家吃，总体来说，基本收入比务农好，而且能吃饱，这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很让人羡慕了。
“那个时候，一到村里，都会受到侨眷的热情招待，因为看见侨批员，意味着‘那边’又来信了。”有些人还会煮香菇瘦肉汤等那个时代比较“奢侈”的好东西给他们吃。因此，尽管派批员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有机会，还是很多人愿意做。
新中国成立后，派批员工作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也没再发生携款潜逃的事情，随着源兴信局的性质一步步发生变化，从私营变成公私联营、集体所有制直至国营，此时，派批员是有工资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月工资和补贴加起来有五六十元，这在当时算比较高的。
1976年，信局由国家接办，派批员也被列入银行管理。这个持续了百年的职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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