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粉丝圈的实力，可见一斑；其实没当上“帝师”前，朱熹在泉州就已经如一面“旗帜”般具有强大号召力了；其“粉丝”不光南宋时多，即使到了清代，依旧有人时时不忘求其影、觅其踪，清代名相、安溪人李光地也对朱熹推崇备至

武状元马负书是朱熹“粉丝”

九日山东峰有宋人登临题诗石刻

上周五（9月23日），本报环湾生活周刊刊登了《朱熹与泉州的不解之缘》一文，引发强烈关注。不少学者、文史爱好者纷纷打电话或发来微信，希望记者多报道一些与朱子文化有关的话题。为此，记者特地采访了几位文史界的专家、学者，与他们一道发掘朱子留在泉州的更多故事。

□本报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署名外）

极具号召力的“帝师”

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是南宋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也是福建有史以来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现代学者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因朱熹长期在福建讲学，且其弟子多为福建人，所以由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闽学”。可以说，朱熹及其闽学不仅影响了中国思想史、教育史，而且对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多层面产生了影响。

说到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我们今天的地产界、金融界称“大鳄”，文学界、影视圈称“大腕”，流行音乐圈有“天王、天后”之称，微博、微信界则有“大V”号出没，他们的称号五花八门，“粉丝”（追随者）更是遍地开花。那么，在古代，朱熹又有什么响亮的称号呢？纵观而言，朱老夫子最大最耀眼的头衔应该还是“经筵官”，他曾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入侍经筵”46天（说白了就是去给皇帝赵扩讲课），因此被荣尊为“帝师”。在封建制的古代，能当皇帝导师的人，那便是全天下文士的楷模了，其影响力之大实难估量。

1194年，宋宁宗赵扩召朱熹入京侍讲时，朱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的浙江亭受到了名士雅客们的盛大欢迎。参与迎迓的既有叶适、薛叔似、陈傅良等永嘉诸贤，还有刘光祖、彭龟年、黄度、章颖等在朝名士。“帝师”粉丝圈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没当上“帝师”之前，朱熹在泉州就已经如一面“旗帜”般具有强大号召力了。据上世纪《同安县志》载，自朱熹在同安、安海、泉郡等地往来讲经授课以来，“一时从学者众”，泉州拜入其门的不少。后来其门人陈淳、蔡和等人又讲学授徒，以义理之学诏世，泉南诸生如郑思忱、苏思恭、王次传、卓琮、王隽、黄一翼、江与权、黄必昌等，“皆从之游”。

胡家其表示，九日山上不管是宋元时期的祈风石刻群，抑或是历代文人墨客登临所留题刻，皆有时光堆砌的静雅之美，也是九日山人文荟萃的象征。

诗赋之中尽显友谊

九日山还有一块“与木石居”石刻，疑为朱熹所书。此石位于西峰“翻经石”西侧岩上，不远即为“一眺石”。胡家其称，此前曾有众多专家来考察过这块石头，虽然没有最终定论，但倾向于认为上面的字是朱熹亲笔所书。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林振礼先生研究朱子文化已有30多年，他也表示，从笔迹和年代上判断，这“与木石居”四字的确很有可能是朱熹镌题的。

距九日山不远的莲花峰上，也留下了朱熹与友人陈知柔的诗赋。陈知柔，字体仁，号休斋居士，永春人。他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也是一位理学家。据林振礼介绍，陈知柔与朱熹是忘年之交。相传有一次，朱熹与书童到永春蓬壶陈坂拜会陈知柔。面对名人朱熹，陈知柔却仅用浓粥、咸姜招待。书童心里不乐，连声抱怨陈没有用山珍海味相待。朱熹却说：“其实，姜是山珍，盐是海味，粥是五谷，菜有五味，如此最妙。”自此，“朱熹探陈休，浓粥配咸姜”的俗语便在当地广为流传，以此盛赞君子之交。《泉州府志》云：“淳熙乙巳，（朱熹）复与陈知柔赋诗怀古而诸山愈重。”朱陈二人曾一起同游丰州莲花峰，陈知柔《题莲花峰》诗曰：“一莲峰上几人攀，千年清风起儒顽。指点乾坤千里目，世途隘甚此中宽。”作为应和，朱熹的《次韵陈休斋莲花峰之作》诗曰：“八石天开势绝攀，算来未似此心顽。已吞缭白萦青外，依旧个中云梦宽。”这在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中有记载。

林振礼的《朱熹新探》一书还记载了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闻知知柔去世，朱熹为其哭祭。朱熹哭曰：“熹少日游宦，获从公游泉、漳间，蒙公诱掖良厚。其后别去几三十年。去岁之冬复得见公……相与追游莲花、九日、凉峰、凤凰、云台之间。”朱陈深谊，显而易见。

“与木石居”题刻疑为朱熹所作

寻觅偶像足迹的武状元

朱熹的“粉丝”不光南宋时多，即使到了清代，依旧有人时时不忘求其影、觅其踪。马负书便是其一。

“南安丰州九日山的‘九日山’三字题刻原为朱熹所书，后来年深月久无迹可寻，才由清代马负书重勒而成。”九日山文管所原所长胡家其打来电话这样说道。“九日山”这三个大字位于九日山西峰的岩壁上，记者赶到该岩壁前细细观摩，发现在这三个大字旁还有马负书所附的跋文：“郡乘山川志，朱文公两游于此，有书‘九日山’三字。余游历憩览，考之山僧，谓世远湮没无存，良可慨惜！因重勒三字，以承先哲表彰胜地之至意云。乾隆丁亥年二月，提军使者马负书题。”

马负书是清代的武状元，《清史稿·列传》中称：“马负书，汉军镶黄旗人。乾隆元年一甲一名武进士（即武状元），授头等侍卫。”当时的旗人没有籍贯，汉军镶黄旗就相当于他的籍贯。马负书是位颇有意思的武将，既能武，也善文。清乾隆年间的大才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马负书“性耽翰墨，稍暇即临池”，可见这位武状元闲暇时不是忙着舞枪弄棒，反而是舞文弄墨，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泉州市方志学者吴远鹏曾在《武状元马负书与清源山弥陀岩》一文中称，马负书“虽说是一员武将，但他并非只是一介武夫，他擅诗书，军务之余乐于出游，对闽南各地名胜古迹题咏迨遍。”

马负书也许没有唐代郑冠那样的“逆天之才”能成为文武双状元，但倒也算得上胸藏文墨、腹有诗书的儒将精英。更重要的一点是，马负书是位地地道道的朱熹“粉丝”。正如我们在“九日山”题刻的跋文中看到的，他常忘我地追觅“帝师”朱熹的脚印，渴望能邂逅这位“天下偶像”遗留于人间的遗迹、遗物。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马负书还曾取朱熹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之意为泉州清源山弥陀飞瀑题“清如许”三字，镌于泉窟山石之上。漳州云洞岩留有朱熹的题刻，后来，马负书在打探到消息后也去了那地方，同样留下了自己的题刻。

另据载，武夷山上的“道南理窟”四个大字也是马负书亲笔所书，此四字同样是为纪念朱熹而写。“道南理窟”意指理学南传之后，武夷山成为理学家荟萃之地。马负书对朱熹极为尊崇，对朱熹著述讲学的武夷山更是魂牵梦萦，但碍于军务繁忙，一直未能亲临武夷山拜访朱熹遗迹。所以他才写下“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拟勒刻于武夷山，欲“以理学渊薮，发山川之秀灵”，宏扬理学。不过，马负书的这一愿望直到他病逝于泉州提督署时，都未能实现。最后还是他的儿子马应奎、马应壁帮他完成了遗愿，将父亲遗墨“道南理窟”四字，镌刻于与朱熹构建的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隔溪相望的晚对峰东壁。马应壁还撰写一段跋文加刻于后，叙述了却父亲遗愿的始末。

自己的字能与“偶像”朱熹创建的书院隔溪互望，想来武状元马负书也该瞑目了。

泉州文庙前的夫子泉历史悠久

“夫子泉”恐非朱子遗迹

泉州府文庙（孔庙）大成殿外有一口“夫子泉”。清人侯鸿鉴在《晋江乡土志》中记：“泉曰‘夫子泉’，朱子遗迹也。”然而，林振礼在深入阅读古籍文献后却认为，这一记载纯属穿凿附会。

林振礼表示，与朱熹同时代的傅自得、王十朋都曾为这口“夫子泉”作过诗赋，但皆不曾涉及朱熹。王十朋所作的长诗将“夫子泉”与天下名泉相比拟，并把流自大成殿下的泉水与孔夫子教泽相联系。

道光版《晋江县志》卷十四云：“泉旧在礼殿边，隆兴初，清泉并出，甘香特异，教授黄启宗视役夫雍芜得之，率诸生拜视，环甃其旁，名夫子泉。傅秘阁自得为记。”由此可见“夫子泉”源于府文庙下之泉水，隆兴（1163年—1164年）前已有旧泉，隆兴初，黄启宗又发现新泉。傅自得所题，记录了五代梁贞明和后唐同光年间的事，所指的当属旧泉。所以，夫子泉当是古已有之，或与朱熹并无关联。

李光地导演“神公式易位”

清代名相、安溪人李光地对朱熹也是推崇备至，他一直想让安溪人祀奉起朱熹，以使朱子理学深入人心。据林振礼所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李光地退休，荣归故里。安溪原有崇祀文昌君（传说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的民俗，这时刚好有一座文昌祠新落成。在李光地的暗中授意下，安溪县令曾之传主持拓展文昌祠为考亭书院，祀朱子于中堂，而将文昌君从中堂移至后院。神祇易位，这在当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光地却在《新建考亭书院记》中举重若轻地说，安溪“俗祀文昌”，乃是“古者司中司命之遗”，故以“星辰河岳必以人配”为由，使“今天子崇重之优”的朱熹祀于中堂。考亭书院是朱熹晚年在建阳创建的书院，其学派亦称考亭学派。林振礼称，安溪创办的书院，以“考亭”命名，表明李光地等人对朱熹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