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遇天灾异族叛乱 刺桐港由盛转衰

遇天灾异族叛乱 刺桐港由盛转衰

■兴建泉州首座天主教堂

■雕刻摩尼光佛石像，成中国仅存的摩尼光佛石刻

■中外三大旅行家著书赞誉泉州　　

■扩建新罗城，古城范围由20里扩至30里

与黄鹤楼并称天下名楼的泉州威远楼（资料图）

经过元朝前期的发展，刺桐港进入全盛期。当时，泉州的繁荣不仅表现在航海业、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业、矿冶业等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

随着一批批传教士来泉，各种外来宗教在泉州传播，众多阿拉伯式、波斯式、印度式、意大利式的教堂兴修，让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洋溢着浓厚的“国际”气氛。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草庵，也在这一时期留下中国仅存的摩尼光佛石刻。

继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之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中国航海家汪大渊先后来泉，均著书对泉州赞誉有加。

但盛衰兴替是任何事物无法摆脱的规律。到了元朝末期，泉州遭遇大旱天灾，导致粮价飞涨，“饥殍载道”，甚至出现“人相食”现象；而长达十年的异族叛乱，导致番舶不敢进港，商贾不敢抵泉，盛极一时的刺桐港开始冷落。

□早报记者 张素萍

草庵里的摩尼光佛 （潘登／摄）

壹

修建威远楼 与黄鹤楼并称“天下名楼”

泉州驰名的闽南建筑颇多，位于泉州市区北端，在宋郡衙、清提督衙前的威远楼，被誉为“闽南天安门”。

关于威远楼的始建年代众说纷纭，民间相传五代王审知建立闽国后，就开始在泉州州治前建双阙（瞭望防卫楼），下垒石如城，或许就是威远楼最早的雏形。那时，威远楼是泉州城的城标，不少国外航海旅行家的游记有它的记载。

南宋状元泉州太守王十朋就把泉州的北楼（威远楼）和武昌的南楼（黄鹤楼）并称为“天下名楼”。泉州威远楼由欧阳詹作记，当时曾大噪其名。

至元九年秋八月（1349年），泉州长官偰玉立就重新择址在州衙前建造这座古泉州标志城楼，命名为“威远楼”，并请三山(福州)名士吴鉴撰写碑记，以记其盛。从康煕年间至光绪年间,威远楼仍经几次修葺。据现存的《重修威远楼记》称：“泉州之威远楼，即古桐城之谯楼也。历岁久其间兴废不常，何可胜数。”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间，因耿精忠之乱威远楼部分遭毁，但即重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威远楼又遭火焚毁失，于翌年重建。由于乱世缺少善护，威远楼逐渐倒塌，1925年又一次对威远楼进行修护。抗日战争期间，晋江县抗敌后援会一度在此楼办公。

刺桐多“十字架” (黄雅珊 摄)

贰

意大利人来泉传教 首建泉州天主教堂

元代的刺桐港，梯航万国，誉播遐方，来泉的不仅有商贾还有传教士。彼时，各种外来宗教在泉州传播，众多阿拉伯式、波斯式、印度式、意大利式的教堂的兴修，曾让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洋溢着浓厚的“国际”气氛。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带信给教皇，请派百名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命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约翰·孟高维诺任教廷使节来中国。迟至1313年，意大利人约翰·孟高维诺建立泉州的方济各会传教区，这是中国传教史上最为突出的插曲之一。

在当时的中国，泉州是仅次于大都（今北京）的天主教友集中地。随后许多意大利方济会士按迹循踪，纷纷来到刺桐港。当时，有一位亚美尼亚贵夫人捐赠了足够的资金，令人在泉州东门修建了一座巨大而富丽堂皇的教堂，死后便把教堂献给了刺桐的主教哲拉德和方济各会。后来，孟高维诺把该教堂升格为主教座堂，这意味着刺桐港渐渐成为方济各会在东方的重要会所。

时至今日，泉州仍有许多天主教遗迹。1906年，西班牙天主教神父在泉州奏魁宫发现一胸前有十字的天使石刻，研究后欧洲学者称此十字石为“刺桐十字架”，继而为全球教会所传扬。上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泉州东南城墙和东门城外不远处曾出土过元代基督徒墓石和墓碑，为意大利方济各会早期入华传教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伊本·白图泰盛赞泉州“世界最大港”

叁

元代摩尼教草庵 今成“海丝”研究力证

上世纪90年代，晋江罗山镇的一座小庙曾轰动世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鉴定为“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成为泉州申报“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有力的实证。这座始于宋代的小庙，古用草构屋，故名曰草庵。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曾驻锡草庵。

草庵始建于宋绍兴间，元顺帝至元五年改为石构歇山式建筑。明代史学家、晋江人何乔远《闽书》记载：“华表山“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这是草庵的最早记载，说明草庵早在元代已存在，并且庵内奉祀摩尼佛。摩尼佛，苏邻国人，号具智大明使。

晋江市文联粘良图介绍，自五代以来，就有摩尼教（时已改名明教）在泉州民间活动的记录。作为泉州首邑的晋江，摩尼教活动甚盛。宋代有教徒烧制“明教会碗”，定期于华表山麓的草庵聚会；元代罗山乡谢店村信士陈真泽在草庵建造石室，在山麓上镌造摩尼光佛石像。

1979年，草庵附近一块标有“明教会”的黑釉碗和60多块刻有“明”“教”“会”残瓷片的出土，轰动世界，这是当时泉州明教会活动情况的重要发现。如今，身为“国保”的草庵，被誉为“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之一”，是研究中国与波斯古代海上交通极为珍贵的实物依据，也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元代明教寺院。

汪大渊从刺桐城出发，周游列国，写下《岛夷志略》。

肆

摩洛哥旅行家来泉 著游记盛赞泉州

继马可·波罗50多年后的1342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从海上到达泉州。这位从20岁起开始游历各国的旅行家，在随后30年几乎不间断地旅行，在异国度过了他一半生涯，足迹遍及欧亚非的主要地区。

他从海上到达泉州以后，就深入中国内地旅行，可能还到过大都。他懂得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印度等多种语言。他在旅行中广泛结交各阶层的人物，上至国王下至平民，有着多种多样的经历，当过国王使节，也干过陵墓监守,学识之博、经历之多、足迹之广、行程之久，在他以前和同时没有任何旅行家能与之匹敌。至正十四年写成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被誉为“在任何语文中最令人惊异的旅行记”。

刺桐港的无比繁荣，令他惊羡不已。他根据实地观察，对泉州作出与马可·波罗相同的判断，并进一步指出“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为大海伸入陆地，港头与大川相接。城内，每户必有花园及空地，居屋即在其中矣”。

伍

航海家著《岛夷志略》 记录刺桐港的极盛

比伊本·白图泰来泉州稍早，中国航海家、江西南昌人汪大渊乘商船，从泉州出发。游踪所至，东起摩鹿加，西至非洲。第一次他出海游历五年。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他又从刺桐港出航，出海游历南海和印度洋诸国和部落三年，第二次回国后又暂居泉州。

当时，吴鉴续编泉州路地方志《清源续志》。清源即泉州。鉴于泉州是国际港口城市，市舶司驻地，各国商人集散地，不能在地方志中无反映，因此要曾经旅游海外诸国熟悉外国情况的汪大渊写《岛夷志》附在《清源续志》之后。

至正九年(1349)，汪大渊回国后据“身所游览，耳目所闻见”，写下了包括99个国家和地区的《岛夷志》。不久，汪大渊回故乡南昌，将书名改为《岛夷志略》刻印单行本“以广其传”，该书对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疆域、土产、地名、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记载，是研究海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西域南海物产志和民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汪大渊之前，从没有哪一部著作记载了这么多的海外国家。这些国家是泉州港海外联系所及的部分地区，它表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之港”海外联系的广大规模。专家认为，如果在中国史籍中，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在泉州“询诸贾胡”而写成的《诸蕃志》反映了南宋时期刺桐港的繁荣，那么，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标志着元代刺桐港的极盛。

陆

扩建新罗城 城区二十里扩至三十里

历史文化名城泉州还有其他名称，比如以内外大小而言，就有衙城、子城、罗城、翼城等称呼，以植树和地理形状而言，有刺桐城、葫芦城、鲤鱼城等称呼。文献记载：“其称刺桐，当在子城之时；其称葫芦，当在拓西北、东北之时；其称鲤鱼，当在拓罗城、翼城之时。”

您知道吗，这鲤鱼城的得名, 与元朝泉州监守偰玉立有直接关系。元朝廷委派偰玉立监守泉州，偰玉立监治泉州期间颇有政绩，《闽书》、《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等均为之立传。

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偰玉立监治泉州时，“正值诸路兵乱”的时代。面对严重形势，偰玉立一面率兵镇压，一面加强城防建设。由于当时的翼城不能真正起到御敌的作用，偰玉立决定“扩罗就翼”。

泉州翼城是宋绍定三年(1230年)郡守游九功建的。当时只是在罗城以南靠近晋江的地方，再筑起一条长438丈的石城，以保护居住在城南的大量来华经商的外国人，称为翼城。但这不符合城防要求。因此，至正十二年(1352年)，偰玉立把罗城的南城墙拆掉，把城区扩大到翼城，将原翼城增拓与原罗城同样高，内外砌石。

与此同时，偰玉立改镇南门为德济门，废通津门，于临漳与德济二门间开南薰门（俗称水门）。这样，泉州城即由原来周围20里的罗城，扩展至30里。城平面如鲤鱼，从而奠定了泉州城以后的规模。这也是明代泉州“鲤鱼城”得名的由来。

柒

异族叛乱十年 刺桐港开始冷落

元代末期，泉州遭遇天灾人祸。

天灾是大自然降以大旱，在当时热衷于海外贸易，不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缺乏备荒防饥准备的泉州，情况更为严重。至正十四年（1354）后，“泉州种不入土，人相食”，城镇内“饥殍载道”。

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破坏性极大的人祸。

由于邻郡饥民暴动，泉州当局组织镇压的新军二支，一是所谓“义兵”，二是所谓“僧兵”。义兵中有一部是驻在泉州的“色目人”和非汉族人组成，由元朝封以万户的阿迷里丁、赛甫丁等领导。据《元史·顺帝本纪》记载，他们于至正十七年，“叛据泉州”而发难，统治集团间发生长期混战。

历史学家、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在《马可波罗游记》译注中说道：“1362年……泉州之回教徒叛乱，烧杀亘数月。官吏平叛后，严惩回教徒，不许入士籍。自是以后，外国贸易大为减少。”

元至正二十六年，省军兵临泉州。千户金吉、龚名安等人夜开西城门引入，叛军首领那兀纳就擒，泉州长达10年的战乱平息。史称“亦思巴奚兵乱”。

10年叛乱，不仅给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祸及福州、仙游、莆田等地。由于番舶不敢进港，商贾不敢抵泉，大批穆斯林逃离泉州，迁徙乡间或他方，多隐姓埋名，以求生存，至此盛极一时的刺桐港开始冷落。

元朝

元贞元年(1295年)

泉州始建谯楼。至正九年(1344年)泉州长官■玉立重建，改名威远楼，并请三山(福州)名士吴鉴撰写碑记，以记其盛。

大德三年(1299年)

泉州人奉使火鲁没思(即忽鲁谟斯，在今波斯湾沿岸)，受到哈赞大王的接见，并带回特赐“七宝货物”呈献给元朝皇帝。

大德十年(1306年)

泉州已建有古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又称景教)的兴明寺。

延■三年(1316年)

亦黑迷失捐给全国著名佛寺看佛经费用，刻《一百大寺看经碑》，碑中有泉州路大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等17座佛寺。

至顺三年(1332年)

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泉州天主教区第三任主教安德烈·佩鲁贾卒葬泉州。

至元五年(1339年)

晋江人陈真泽捐资在华表山修建草庵，雕刻摩尼光佛石像。是中国仅存的摩尼光佛石刻。

至正二年(1342年)

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由泉州回国时写道：“刺桐港为大商港，面积广大。”同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泉州,赞誉“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

至正九年(1349年)

江西南昌人汪大渊以两次随泉州海舶出洋的亲身经历撰成《岛夷志》附在《清源续志》之后，记述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近百个国家与地区的情况。

至正十二年(1352年)

■玉立拓建南城垣，与翼城合为新罗城，城墙内外皆石，周围30里，高2丈1尺。

至正十七年(1357年)

三月，福建”义兵”万户赛甫丁和阿迷里丁(均为波斯亦思巴奚城人)“叛据泉州”，伺机北略兴化、福州。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

叛军首领那兀纳就擒，泉州长达10年的“亦思巴奚兵乱”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