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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泉州7位民间大师:循大师足迹前行 谨慎创新

2015-04-03 08:10:47 吴月芳 林莉莉 陈紫玄 陈建辉等 来源:东南网  责任编辑:陈小妮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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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民间大师

东南网4月3日讯(海峡都市报闽南版记者 吴月芳 林莉莉 陈紫玄 陈建辉 喻 兰 徐锡思 林继学 吕 波 田 米 夏鹏程 李斐斐 编 辑 杨 炯 陈世国 陈秀洪 视 觉 方立祺 丘天)文庙里,南音绵长悠远;涂门街,花灯精致玲珑;安溪茶园里,蓝印花布蓝到心间;高甲戏台上,柯派丑角带来无数欢乐……

这些中国最古老的技艺、曲艺、杂技、民俗,千百年来,在中原等地散失,却在闽南这偏安之地得以完好保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闽南土地,深入闽南人的骨髓。

薪火相传,成就了一代代有灵性肯吃苦的民间大师。今时今日,这些民间大师反过来也成就了这些古老的技艺。这些年来,已有22人先后过世。大师们逐渐离去,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清明时节将至,海都记者走访7位已故民间大师的传人或家人,纪念大师。

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历练。

花灯大师蔡炳汉,专注于花灯设计和制作,能在阁楼呆上一整天。妆糕人大师张志勤,技艺精湛,还每天挑着担子,走路到惠安、晋江、南安等地去叫卖,安贫乐道,甘之如饴。

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使命。

今年3月,木偶头大师黄义罗突发心脏病离世,送医时,他手中还握着刻刀。安溪蓝印花布大师黄炯然,花了整整6年时间,收了三麻袋布,才渐渐钻研出工艺。

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襟抱。

打城戏大师洪球江去世前一个月,把两名学生叫到家中,将秘不外传的“咒语”等倾囊相授,并嘱咐“一定不要让打城戏断了”。高甲戏丑角大师赖宗卯,去世前念念不忘,“别让火种灭了”。

感谢,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美好;缅怀,他们一生为所爱的付出;希望,他们心心念念的火种,一直传下去。

柔情铁汉打城戏

洪老在指导孩子(资料图)

洪球江去世前一个月,感到大限将至的他,把仅有的还在为打城戏打拼的学生蔡灿色和傅小辉叫到家中,将打城戏中密不外传的法事超度形式、咒语等倾囊相授,并嘱咐他们,“一定不要让打城戏断了”。

2014年5月28日中午12点20分,带着对打城戏一辈子的热爱,打城戏首批省级非遗传承人洪球江在晋江英林清内村的老宅中安详辞世,享年94岁。如今,蔡灿色、傅小辉师兄弟在泉州艺术学校带着三届打城戏班近40名孩子,继续着洪老的遗愿。

今年3月29日中午,看到记者,蔡灿色立即从电脑里找出洪老的录像资料,“这是洪老珍贵的遗产,一定要看看,他真的是将一辈子都倾注在打城戏上!”

打城戏是由民间宗教仪式活动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剧,俗称“法事戏”、“师公戏”,是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土剧种,起源于清代中叶,为全国罕见的宗教戏剧,2008年6月,泉州打城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打城戏发展遭到遏制,剧团纷纷解散,洪老也曾一度改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他因为精通打城戏而被请入泉州艺校执教。打城戏在1990年迎来新的辉煌,当年,在国内外宗教民俗学者、华侨、港澳同胞及本地社会贤达的呼吁和文化部门的支持下,打城戏艺人吴天乙、黄英英、洪球江等自筹资金重建自负盈亏的泉州打城戏剧团。蔡灿色说,当年前来报考的多为12~17岁的孩子,总计竟有400多人,经过重重筛选,最后只留下23人,而那时的洪老,已经70岁了。

可惜的是,四年后戏团解散了,洪老不气馁,在1995年又同10多个1990届的学生重组了打城戏实验剧团。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打城戏团经历了分分合合,但洪老始终坚持初衷,1997年,他在蔡灿色等学生的帮助下又收了20多名学员,第三次组建打城戏团,一直坚持到2000年左右。

让洪老欣慰的是,2012年9月,首届打城戏专业班在泉州艺术学校举行开班仪式,他激动地用闽南话大声说:“我们市文化界对这个打城戏很重视,想让它复活起来,当然我是非常高兴,很感动。”

在学生眼里,洪老是铁打的汉子,这不仅在于他个子高、国字脸,更在于那与年龄不相称的坚持。蔡灿色如今仍记得1990年开团时,已经70岁高龄的洪老,还能独自将孩子们逐一托起来,帮助他们在平地上空翻,24个人,每人一次要做30个空翻,每天他至少要为学生托720下。

而在傅小辉眼里,铁汉还有柔情。他当时在打城戏团里练得很累,过得很苦,有一句心酸的话叫“猪赶高丽菜园,菜园不见猪”(闽南语),说的是当时吃饭就是一碗米饭配高丽菜,有肉的话也隐藏在菜中压根找不到。洪老心疼孩子们,时不时拿自己的钱到菜市场买点猪肺给孩子们吃,对孩子们而言,这也许是这辈子印象最深刻的美味了。

每次下乡表演,洪老都会给学员们泡好酸梅汤,等着他们下台喝。在洪老过世时,他的学生“檬仔樹骹——痟婆仔”发了一条微博,对此有如此描述:“……两场空隙间,我看到洪老站在台下,一手拿着我要换的戏服,一手拿着装酸梅汤的保温杯。但是因为和乐队生闷气,我没有理会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他一个人呆呆站在那里……”一直到现在,她都后悔没有应答老师一句,后来想回过头说一句抱歉,却怎么也没有说出口。

从9岁开始学艺直至94岁,在与打城戏相伴的80多个酷暑寒冬里,洪老见证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打城戏连演七天七夜的辉煌,也经历过曲终人散的无奈。最后的时光里,他还偶尔登台表演,或点拨徒弟,口述剧本,帮助泉州市打城戏传习所收集打城戏宝贵的资料。他无数次告诉身边人,打城戏一定要后继有人。

以丑博笑半世纪

这几天,晋江高甲戏剧团新老两任团长庄伟国、曾文杰,正商量着清明节前要去池店镇庆莲寺,看望长眠在那里的柯贤溪和赖宗卯。

祭拜、怀念恩师,是剧团流传已久的传统。这次,庄伟国打算告诉师父赖宗卯,前几天剧团刚招了一批十五六岁的新人,足足有20人,是从700多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赖宗卯,精于高甲戏女丑表演,承袭柯派丑行表演艺术,著名高甲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柯派艺术第一代嫡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晋江高甲戏剧团原副团长,2013年2月15日病逝,享年68岁。

曾文杰也师从著名高甲戏“闽南第一丑”柯贤溪,只是比赖宗卯晚了18年。令他敬佩的是,师兄赖宗卯在人生短暂的68年时光里,有55年站在台上,给世人带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欢笑。

曾文杰说,师兄的大眼睛会说话,小脸机灵活泼,天生是学丑角的料,也深得恩师的喜爱。“那个年代,艺人都比较钟爱饰演武生武旦那样高大正派的形象,可师兄却偏偏擅长于歪眼挤眉的滑稽角色,更令人叫绝的是,尤其精于反串扮演女丑,比如从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到七老八十的老媒婆,单走路步法这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师兄就能走出18个范式来。”

“搞笑滑稽的动作,就是最好的肢体语言。”曾文杰说,现在回过来看,师兄就是中国的卓别林、憨豆先生。有一次,他去问台下笑得前俯后仰的外地观众,得到的答复是:“这还要听懂闽南话吗?看到那搞笑夸张的动作,我就忍不住笑了。”

高甲柯派丑行表演艺术是高甲戏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流派,它以丑行挑大梁,创造出非常完整的丑行表演系统。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这也是全国唯一以派为传承单位的,这得益于在传帮带中传“行”,而不是只传“角”。曾文杰说,师兄很注重这一点,教徒弟时,将丑行有关的所有系统知识,都一并传授,而且要求相当严格,没看到满意的表演,绝不喊停。

每当徒弟们想偷个懒时,就会听到卯师的叫喊,“不行!再来”、“再走一遍”。当时,徒弟们会心有抱怨,鞋子都走破了,“现在想来,那是多么美好珍贵的一段往事”。

然而,舞台上卯师是个严师,走下舞台,又变身为一脸亲和的慈父。庄伟国回忆,剧团外出演出,大家都同进同出,卯师也没有特别待遇,大家吃住在一起,待徒弟如儿子,没有半点的架子。即使退休后,卯师也天天照常上班,盯着徒弟练功、观看徒弟表演,也一如既往地手把手教着表演要领。

正是在卯师的不断继承、创新中,柯派丑角表演形式得以多样化,不但分男丑、女丑,还有公子丑、家丁丑、媒婆丑、丫鬟丑等10个丑角。如今,卯师虽已不在人世,但留下六七名嫡传弟子,均已成为剧团的顶梁柱,而且分20岁、30岁、40岁三个年龄段,形成了很好的阶梯式传承。

“在柯派丑角表演技艺薪火相传的传承链条中,师兄是其中非常关键、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曾文杰说,师兄穷尽毕生的艺术事业中最宝贵的财富,或许不是帮助晋江柯派顺利入列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不是以《金魁星》一剧拿下国家文化部文华表演奖,而是给后人留下苦学创新的学艺精神,和给那个时代带来弥足珍贵的欢笑。

卯师去世前仍惦记着这个心爱一生的事业,“要传好,别让这个火种灭了”。得知赖宗卯离世的消息,泉州著名戏曲剧作家王仁杰曾在微博上悼念,“柯贤溪宗师走了,赖宗卯老师走了,望后来者为泉州继绝艺,毋使‘柯派’湮灭。”

拜师14年的庄伟国说,“卯师”去世半年后,剧团就搬到世纪大道旁的晋江戏剧中心,有了新家,还不断有新人加入,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这些新变化,要是卯师还活着,他该会多么高兴”。

70年挑担走江湖

张志勤的小儿媳杨艳珍带着晚辈做妆糕人

今年52岁的张流通,计划着重操旧业,传承父亲张志勤的妆糕人制作技艺。作为首批省级非遗传承人,大师张志勤堪称妆糕人制作技艺最为精湛的人物。2011年6月28日,张志勤的辞世,也意味着泉州妆糕人制作技艺就只剩下4位市级非遗传承人了。

“一定要把妆糕人这门手艺传下去。”张流通说,对于代代相传的古老行当,继续传承下去,是父亲张志勤生前最大的心愿。

张志勤12岁时在父亲的逼迫下,开始学习制作妆糕人。在张流通的印象里,父亲只上过半年学,就开始跟着爷爷学手艺。“学这个辛苦啊,白天捏,晚上也捏,需要耐心,他躲起来不学,还要挨打。”

16岁时因父母病重去世,作为老大的张志勤,便过早地承担起了抚养3个弟弟妹妹的重担。由于家庭实在贫穷,迫于无奈,只好将其中一个弟弟送人抚养。

“在旧社会,除了种田,没有其他出路,好在父亲还有一门手艺。”张流通说,为了挣钱养家,父亲拼命学手艺,勤学苦练,在从爷爷那里习得妆糕人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出担也出得勤快,“每天挑着担子,走路到双阳、惠安、晋江、南安等各个地方,走街串巷去卖。”

“哪里人多热闹,哪里就有妆糕人的身影。”张流通回忆,每个地方的佛生日等大小节日,张志勤都熟稔于心,当天一大早,他便会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准时出现在周围的大街小巷,给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的孩童们,带去更多的欢乐。

“虽然这门手艺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但也都只是教会基本功而已,剩下的都得靠自己摸索。”张流通说,原本在爷爷辈还留有一本祖传的妆糕人图谱,但后来就不见踪影了,“有图谱的话,做起来会比较容易”。

而张志勤却靠着对故事、舞台人物的独特理解,结合传统妆糕人脸谱和戏剧人物脸谱,创造出了500多种不同性格丰富多彩的形象。“很多人物都是从大戏上了解的,他看过后就能记下,然后慢慢捏出来。”张流通对于父亲创作的形象如数家珍:八仙过海、九槌(岳飞、岳云、陆文龙等九位拿大槌的大将)……

“他不仅花样百出,做工还十分精致,别人几分钟就成型的糕人,他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张流通回忆,在跟父亲学艺时,有时为了赶量,会在一些细节上偷懒,往往会被父亲训诫,“手艺人比拼的就是手艺好坏,马虎不得,做工粗糙,以后没人买的”。

也正因为此,找张志勤定做妆糕人的客户越来越多,泉州、晋江等地的不少糕米粿店和祭祀用品店都是他的大客户。“每次都是成百上千地定,”张志勤的小儿媳杨艳珍说,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会帮衬着,慢慢地也学会了一些造型相对简单的妆糕人。

所谓“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起初,张志勤计划着将这门祖传的谋生技艺传给四个儿子。然而,由于制作妆糕人耗时长收入低,儿子们大都不愿接手,只有三儿子张流通,10多岁时便跟着父亲走江湖,学得不少独门制作技艺,但是没做多久,也迫于生计改行了。

后来,张志勤才将手艺传给对妆糕人兴趣颇浓的小儿媳杨艳珍。“只教会我做简单的个头小的妆糕人,复杂的不教,我偷偷学的。”今年52岁的杨艳珍,学艺已有25个年头了,一直跟在公公身边帮忙,在她眼里,张志勤是个忠厚善良、勤劳肯干的手艺人。

“经常凌晨3点就起床,开始蒸糯米、捏面、配色,常常中午饭到下午才吃,忙时一天只吃两顿,忙到夜里12点才去休息。”杨艳珍看着心疼,但六七十年的妆糕人岁月,老人已习惯如此,“这么辛苦,让他涨点价,他不肯,好多年才涨一分两分。”杨艳珍说,老人家实在,总说妆糕人也是在给人打小工,赚点小工钱,就足够了。

“直到84岁,在家人的极力劝阻下,才没出去继续挑担走江湖。”张流通说,老人一辈子以妆糕人为业,也热爱了一辈子。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已经87岁的父亲摔断了腿,卧病在床好一阵子,“这种时候他还要坐在床上,一边养病,一边做妆糕人”。

直到父亲离世前两年,基本做不动了,每天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杨艳珍做妆糕人,嘴里会时常念叨着,“一定要好好传承下去啊”。

救艺“蓝印花布”

五年前,省级非遗传承人黄炯然悄然离世,安溪蓝印花布的制作技艺,也犹如昙花一现,再度濒临消逝的危险。3月29日,记者找到黄炯然的家人:子女对蓝印花布的制作没有兴趣,他的夫人郭淑静,是极少数掌握制作技艺的人,然而,她已多年没动手了。

曾经,安溪的蓝印花布制作,几乎能与铁观音技艺齐名。蓝印花布在安溪曾是很普及的纺织品,人们用它制成衣服、包袱、被单等。“蓝印花布相当漂亮,美观又耐用,曾经在民间很流行。”曾多次见过蓝印花布的龚勤勤,是泉州新海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主任,他很喜欢蓝印花布的颜色与图案,“感觉就像是蓝天白云一样美”。

后来,伴随着现代纺织业印染技术的发展,这手世代相传的老技艺,面临失传的窘境。对此,黄炯然痛心疾首,1995年,他找到了蓝印花布制作的老师傅,通过请教和自己不断地尝试,一度抢救起了这手老技艺。

“古时,安溪老百姓很喜爱蓝印花布,所以,那时纺织、印染业十分发达。”黄炯然生前是安溪文管办副主任,又是蓝印花布的传承人,他说,蓝印花布制作技艺,有上千年历史。解放前,千家万户制作印花布,才使安溪西支流溪水碧中泛蓝,从而得名“蓝溪”。然而,蓝印花布都是纯手工活制作。而在现代化纺织印染技术的冲击下,到上世纪50年代,多数蓝印花布作坊已荒弃,从前流传下来的蓝印花布也随之日益少见。

1995年,黄炯然一次到安溪蓝田乡岭头村做文物普查,才惊喜地见到一件用蓝印花布制成的背篼。这件背篼蓝底白花,上面印染着两只活灵活现的小梅花鹿,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李醒的收藏品。黄炯然很激动,眼见这件蓝印花布,历时半个多世纪时光磨砺,虽然洗得有点旧,但是,看起来依然有种古朴美。

这次偶遇让黄炯然对蓝印花布燃起激情,在之后6年时间里,他收了三麻袋的蓝印花布,还渐渐地钻进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因为健在的老师傅为数极少,而且不轻易外传。黄炯然费尽心思,才从几位染布老师傅那里学到一点,自己反复试验,配套制作。

在攻关褪色难题时,他曾盛情邀请一位87岁的老师傅指教配方。酒过三巡,这位老师傅醉意中手指酒瓶,说了“就加这个”4个字,再不多说。回到家里,黄炯然试着往染料里逐量加酒,调配比较,反复试染清洗,又花了近5年时间,终于如愿以偿。几年前,英国伦敦大学王斯福教授看了蓝溪蓝印花布展馆惊叹:“安溪蓝印花布研究和记录的历史,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华文明的祝福。”

然而,黄炯然对制作技艺的抢救,对蓝印花布来说,几乎也只是昙花一现的绚丽。记者了解到,生前,对于自己苦心研发的秘方,黄炯然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出色。他所招收的染布帮工,全都是聋哑人,而且不通文字书写。他曾跟记者说过,这样做能给聋哑人一条谋生的路,又能确保技艺的保密。对制作蓝印花布,黄炯然的儿子没有兴趣,这也一度令他对传承感到担忧。

黄炯然过世之后,他的妻子郭淑静成了少数掌握这门技艺的人,但她已经多年没有染布了,家中的蓝印花布很多都收起来,堆在仓库里。

“老黄人已经不在了,要做蓝印花布很难。”说起蓝印花布的传承,郭淑静说,蓝印花布的制作过程很费工夫的,没有工人帮忙,她自己一个人难以完成。而且,郭淑静觉得,不少人看不到蓝印花布如何能赚钱,所以,要来做的人很少。“现在,一个四五十岁妇女的就业,单单是拣茶叶梗,一天就有几十块钱的收入。”郭淑静无奈,相比制作蓝印花布的辛苦,更多人会乐于从事茶行业。

60年只做一件事

江加走木偶头唯一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义罗(资料图)

那是一件被命名为“秋文”的木偶头。黄义罗老先生心脏病突发的那晚,他手中还握着刻刀,终究没能完成这件作品。今年3月19日晚9点45分,江加走木偶头唯一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73岁的黄义罗,就这样匆匆离世。

他是一位匠人,从14岁开始,只专心做一件事——木偶头雕刻。他的祖师,是被尊为“木偶之父”的江加走(1871~1954年),师傅是江加走之子江朝铉。

近60年,他专心将江加走的285种木偶造型发展到400多种。还有那一份匠心,现在,还有他的两个女儿黄紫燕和黄雪玲能懂,将来,还有谁会懂?

匠人

小女儿黄雪玲说,小时候父亲的背影,永远是埋在走廊上的工作桌上。仿佛一天是不动的。每天早晨雪玲上学,爸爸就坐在那凳子上雕啊刻啊,中午放学、晚上放学,还是保持一样的姿势。直到晚上八九点,爸爸才会离开那条凳子,回房休息。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连春节也要做到大年二十九那一天。

“这就是他的匠人精神。”姐妹俩能深刻感受父亲的那一份坚韧。就在父亲病逝前不久,黄雪玲画的武生的武眉,还被父亲严厉批评过。他说,武眉要从下发散出去。由浓到淡,由密到疏,这样才能体现武生的气势和神态。

黄老一家四人,都守着木偶头雕刻这份技艺。妻子高白红女士最擅长为木偶“梳头”,两个女儿跟父亲学艺20多年,大女儿黄紫燕已被评为江加走木偶头雕刻市级传承人。

学艺的过程是艰辛的。一个江加走木偶头的制作有30多道复杂工序,全部要由手工完成。黄雪玲光是学画木偶嘴巴,就花了一年。木偶嘴唇填色必须与唇沿保持一毫米距离,雪玲总是画了又洗,洗了又画,直到父亲满意点头。而木偶的嘴要如何定点,如何提笔,用什么力度,才能传神地表达喜怒哀乐,都是父亲手把手教出来的。

“小时候,他只是我的爸爸,现在他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师傅,我们很崇拜他。”黄雪玲说,一家人一起做一种事业,很幸福。早年,他们住在市区花巷父亲上班的泉州工艺美术厂,1997年搬到棋盘园,但工作桌还是原来的那张。“四个人在一起边做边聊天,聊创意、聊作品,有时很搞笑,但是我负责绘画,不能笑,怕口水沾上木偶”。

有人这样形容匠人的心:“一辈子总是还得让一些善意执念推着往前,我们因此能愿意去听从内心的安排。”不论有没有人订货,黄老只专注于手中的作品,埋头于那一方桌。“文革”后,可以接私人订单,慕名来家里参观的人陆续多了起来,海外的订单也纷至沓来。但不论是谁订货,黄老都一视同仁。只要许下了交货日期,从没有拖延过。

黄老最后没完成的那个作品“秋文”,虽然顾客坚称不用交货,但妻子高白红知道,如果丈夫在世,一定会坚守约定。最后,家人包好黄老另一个精致旧作,按期交给那位顾客。

黄氏姐妹在和母亲一起做木偶头,传承父亲的技法

心愿

黄老生前曾和妻子女儿们讨论过,学成这项技艺至少要五年,五年内还无法独立成品,这就意味着没有收入,非得是真心热爱此技艺者才能坚持。然而,愿意坚持的人本就少,做木偶头还必须有美术功底,绘画、雕刻、雕塑各种技巧都要掌握,得肯花时间钻研。

黄老将自己的工作室创办为传习所以来,陆续有人慕名前来,有高中生趁寒暑假来体验,也有大学毕业生,但坚持不了几个月。尽管学习是免费的,黄老也愿意倾囊相授,但前后20多个学生,没有一个坚持下来。

黄紫燕想通过宣传教育,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她到泉州各中学去授课,收效甚微。“孩子们喜欢画,但是雕刻、打磨等技术的确很难,操作不了”。

黄雪玲发现,现在连买个画笔都很难。老店不开,好不容易在朋友圈问到一家新店,买了一支价格不菲号称进口的画笔,吸水量却不足,画眉尾很难操作。父亲当年用的狼毫笔五毛钱一支,已经买不到了。

两姐妹最怕的,还是技艺的断层。父亲去世了,也带走了很多姐妹俩还没学透的技巧。“今后,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琢磨,去钻研了,这也是手艺人的必经之路。”黄紫燕说。

家中的工作桌还是爸爸用的那张,女儿们用的工具,还是父亲留下来的那套,有些钻子是用雨伞柄做的,那把凿原木的斧子钝了又磨,磨了又钝,连垫刀的木板也跟着这一家子五六十年。

对于江加走木偶头的未来,两姐妹有一个共同的设想,这也是父亲未完的心愿。“民间文化不应该藏在深闺中,只供少部分人收藏欣赏,我们希望木偶来源于民间,再活跃于民间,焕发新的活力。”

父亲的天真想法

聊起父亲蔡炳汉与花灯的往事,61岁的蔡聪慧一直淡淡地笑着,“做花灯是他的爱好,很纯粹的爱好。”

从小就听父亲说,他是读大学时,偶然在美术书里看到针刺无骨花灯的制作工艺原理,当时就记下了。上世纪70年代,泉州首届灯展举办,父亲的两盏花灯,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以后,他开始痴迷于设计、制作更加精致的针刺无骨花灯。源自唐代的这项针刺无骨花灯技艺,也逐渐被更多人认识。

泉州市区指挥巷里的老厝,顶楼有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隔间,是父亲的花灯工作室。退休后,父亲经常在阁楼里一呆就呆上一整天,每次到饭点,家人都得轮流上楼请他。到了暑假,不少大学生到家里来学。“父亲不仅提供材料,还留大学生在家吃饭,让我母亲炖排骨汤、炒米粉,有时候还到餐馆叫上几道菜。”只是,大学生学的时间短,只能学会基本制作原理,父亲也一直没发现对针刺无骨花灯技艺特别热忱和投入的学生。这是他的一大遗憾。

2007年,79岁高龄的蔡炳汉,凭着针刺无骨花灯的技艺,与德化烧制瓷器的苏清河、制作料丝花灯的李珠琴,一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他觉得传承人要全身心投入,把做花灯当成一项事业。”这又是父亲一个天真的想法。蔡聪慧说,除了灯会需要展览外,平常做的花灯,根本没地方挂,产生不了经济效益。有时候,一些喜欢针刺无骨花灯的朋友,想出价向父亲买,基本都被父亲拒绝,“他就说不卖,送你倒是可以”。

到后来,父亲身体越来越不好,手没力气,做花灯就得靠老伴和女儿帮忙。2012年11月,享年84岁的蔡炳汉老人去世,留下三本关于他与花灯的相册。每到需要制作花灯时,蔡聪慧总习惯拿起相册翻一翻,看看父亲当年做的花灯,找一找设计灵感。

经得起各种雕刻

“我看到这条微信,很感兴趣,点进去一看,还有我公公的!”前天打开微信,李艳萌飞快刷到《重要德化瓷塑拍卖纪录》,排名第七,“已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许兴泰,渡海净瓶观音,高88厘米,成交价260万元”。

2006年5月1日,许兴泰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许兴泰留下的作品,其实不多,因此更显珍贵。李艳萌回忆,大概2002年前后,她要嫁入许家时,许兴泰忍痛割爱出手了一件精品,换回10万元置彩礼、建房子;前年向收藏者提出,以100万元回购这件作品,但得到的回复只有两个字:免谈。

“许氏瓷塑可以追溯到1800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传承到第六代。”李艳萌说,许兴泰16岁就进入德化瓷厂打工,拜自己的父亲为师;把这种手艺活做到极致,成了艺术,也才会有各方的重视。

但这种对“艺术”的重视,有时很残酷。2006年许兴泰去世,作品短时间内都“不见”了,持有者遇到询价,开口就是百万元级别。

堆塑,是许兴泰留给后人最大的技术遗产:直接用瓷泥堆出塑像的基本形,然后直接在上面精雕细刻,最后直接放入窑炉烧制。跟印模和注浆不同,这种做法整个陶瓷是实的,经得起各种雕刻。

许兴泰的小儿子许瑞卿,是直系传人,对这种绝活已经很拿手,但动辄近半年的创作时间,也让他头疼,还要承受烧制过程中会爆开的危险。不过,这种作品塑一个就是一个,不可复制,绝对是孤品。

循着大师足迹前行

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名录的项目的,属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1个,居全国设区市第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6个,是福建设区市首位。

目前泉州市已评选出五批市级非遗传承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61人(包括国家级38人,省级140人)。近几年来,也已有22人先后过世。

“只有保护了传承者,才能避免‘人亡技绝’。”泉州市文广新局社文非遗科谢万智科长说。

对于传承人来说,人们高喊创新,但并非创新就有出路;对于相关部门来说,这些年重视投入,也并非给钱就能解决问题。在民间大师逐渐谢世的今天,如何循着大师的足迹前行,仍然是一个全社会都需关注的问题。

创新,谨慎的创新

洛江区双阳前洋社区张厝村,曾被誉为“妆糕人村”,如今仅剩张明铁和杨艳珍两家在做。

杨艳珍基本传承了大师张志勤的技艺,平时主要接私人订单,制作相对简单的糕人,“年轻人都不做这个了,工序繁琐,利润太低。像我这样的家庭妇女,平时做一点贴补家用”。

57岁的张明铁,则试图让这门手艺创新,让妆糕人更受小孩子喜欢。

张明铁尝试用海绵代替糯米作为原料来制作,“材料更轻,颜色也比较鲜艳,关键还克服了保存时间短的问题”。

更年轻的传承人,则尝试更多层面的全面创新,不再停留在玩物和祭祀用品上,而往艺术品和和收藏品发展。

1970年代出生的苏梵,是4位妆糕人在世传承人中最年轻的。他做雕塑出身,创作中,结合现代工艺,添加防腐剂等,让妆糕人能永久收藏。苏梵还运用现代美学理念,在色彩和造型上下工夫。

现在,苏梵的“米塑坊”已有七八十名学员,还拥有10余个固定的学徒,俨然将走街串巷的老手艺变成了一个产业。他看好未来:随着泉州旅游文化市场的开发,各类非遗技艺将得到大发展。

但在泉州市文广新局社文非遗科科长谢万智看来,工业化、城镇化,对传统文化有着惊人的破坏力。他认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脱离了聚居环境,以前通过师带徒、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就趋于消失。

如今,德化陶瓷、安溪铁观音、惠安石雕等都已产业化。在创新传统技艺的呼声之下,木偶头、花灯这些技艺,也在谨慎尝试产业化。比如木偶头,也有年轻人用机械雕刻,批量生产。手工雕刻的,主要高价卖给收藏家,而机械化生产的,则批发给木偶戏团等。这些都只是有限的尝试。

能做成奢侈品吗?

保护还是创新,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兼顾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

谢万智认为,非遗文化侧重保护,一般不提倡创新,而要原汁原味地保留,“如果有创新,也是用用机器,是手段创新,但该手工的还是得手工”。

但是,如果单靠技艺和手工,很多传承人都陷入艰难。

从本质上说,非遗文化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比如制作一个江加走木偶头,传承人要花很多天时间,需要有很多技艺功底,但产品却没能卖得很值钱。

对于传统技艺,一些年轻人有着大胆的设想:这些手工能不能成为奢侈品,比如像西方的手工汽车、LV包?现实却是,即便是一些传承下来的手工产品,能赢得市场的古老工艺,其本质也是工业产品,而不是纯粹技艺的非遗工艺品。

谢万智说,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保护非遗文化,现在更多是由政府主导,将非遗文化纳入公共文化范畴,出台很多扶持政策,比如评选传承人,发津贴和工作补贴,举办展览推介等,而不是放任市场。根据他们的研究,在东亚文化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也越来越被重视。日本把非遗叫做“无形财”,传承人是“人间国宝”,给予很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也营造传统社区,比如民俗村,来保护本土文化。

泉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副研究员许进中说,事实上,大多数非遗文化不是泉州创造的,而是在泉州保留传承的,“这些非遗文化,基本是唐宋等时期从中原迁移至泉州的,在这个偏安之地得以保存完整”。

随着市场化的进行,这些当年得以保存的技艺,在传承人故去后面临失传。比如安溪的蓝印花布制作技艺,代表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福船制造技艺。这些技艺,如今只能用文字、影像保存下来。

兴也大师,衰也大师

上千年技艺的安溪蓝印花布,随着传承人黄炯然去世,面临失传的窘境。

安溪县博物馆馆长易曙峰说,蓝印花布的传承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全靠民间艺人,所以容易消亡,“这种手工技艺不应局限于家庭,而是要肯于收徒传艺,让它发展成一个产业”。

“传统技艺之间其实可以结合,大有文章可做”,易曙峰认为,蓝印花布独特的蓝白魅力,与铁观音吻合,可以依托茶产业,开发杯垫、茶巾等产品,通过几十万茶叶营销大军“借船出海”。

同样,小小的木偶头,却有30多个工艺步骤。黄义罗老先生生前说,学成这项技艺要5年时间,非得是真心热爱此技艺者才能坚持。光热爱还不行,还须有绘画、雕刻、雕塑等功底。

黄义罗创办了传习所,免费教授,陆续有人慕名前来,但20多个学生没有一个坚持下来。

大师不是随便就能练成的。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黄紫燕也曾到各中学去授课,但没有成功,“孩子们喜欢画,但雕刻、打磨等技术的确很难,他们操作不了”。

德化陶瓷有着独特的破局之路。

普通市民到德化购买大师的陶瓷,如果没有熟人或专家指点,很可能难以下手:小小一件瓷器,动辄上万元;至于那些没标价格的,很可能要几十万元。

这就是大师的含金量。

德化县政府统计,省级以上大师就有61个,已形成完整的产业形态。德化县政府相关人士分析,有家族传承色彩的,更易被市场接受。如许兴泰的儿子许瑞峰、许瑞卿,苏清河的儿子苏友德、女儿苏爱芬,作品价格都更高一些。

为了促进各门户之间的融合,促进大师之间的合作,2011年,德化县启动“名师带徒”,16名省级以上大师签约收徒145名,徒弟有成、师傅有奖。上述负责人说,培育土壤,是让大师和工艺都能薪火相传的根本。毕竟,一枝独秀不是春。

吸引年轻人比给钱更重要

没钱赚,是非遗项目传承人最迫切的难题。

老一辈传承人,不仅技艺超群,关键还能安贫乐道。比如,蔡炳汉老人生前为设计一盏别致的花灯,能在阁楼呆上一整天。

“现在,只有少数传承人办企业生产能赚钱”,谢万智还建议,用免税等方式进行扶持。

目前,泉州的100个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也得到泉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一些经费。

2013年,经泉州市政府同意,泉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正式实施“抢救保护传统工艺美术濒危品种技艺的三年行动”,目前,17个濒危技艺已有13个完成方案任务,其余4个预计年内完成。

联合社蔡文雄副主任说,这些抢救方式有资金扶持、研发创新、恢复作坊生产等,尤其鼓励大师“带徒授艺”,一名省工艺美术大师带5个徒弟,每月发补贴2500元,承担抢救保护技艺的学徒每月也补贴500元。一年半来,政府投入补贴100多万。

进学校可能更重要。上个月,张明铁被聘为市区一小学“妆糕人兴趣班”的老师,每周上一个小时课。这三年他还在泉州艺术馆开班授课,“寒暑假,两个班有40多个孩子”。

对于打城戏,2012年在泉州艺术学校开了专业班,陆续来了3批共36名学员。当年,90多岁的洪球江老先生搭车,每周两三次走30多公里,去看孩子们。这些“90后”甚至“00后”,长进很快。曾经恐高的小陈现在敢飞身跳下4米高台。14岁的杨艺红听说父母不忍她辛苦练习想转班,立马央求老师,“千万别让我走,我就喜欢在舞台上翻跟斗”。

不管怎么样,都要吸引年轻人。晋江高甲戏剧团老团长曾文杰这么说。最近,他也在象山小学开设高甲课,每周两节课,活灵活现的课堂表演,赢得不少孩子喜爱。

许进中说,泉州市政府重视非遗保护,除了艺校外,还在中小学开设南音、北管、木偶戏等兴趣课,在幼儿园推广闽南童谣,“不是让孩子长大后就干这个,而是培育一个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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