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规民约的精华亟待发掘
泉州乡规民约历史源远流长，蕴含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朴素道德准则，至今仍在规范基层社会生活、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惠安政书》的第九卷即为乡约篇
6月15日，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连心豪来泉，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名为“礼仪之邦 古风犹存——明清以降泉南乡约”的文化讲座。泉州乡间村野历史上就有不少乡规、村规、民约、公约、禁约、社约、路规等，发掘其内在精华和现代价值，对于涵养和谐清正的社风民风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连心豪表示，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又是“东亚文化之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是这座古风犹存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灵魂所在。在泉州，一些由古迄今保留下来的乡规民约，蕴含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朴素道德准则，它们至今仍在规范基层社会生活、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些散布于广大城乡地区的乡规民约或许还带着“泥土气息”，但它们发端于民间生活的原始草根性，使之对当地民众的言行乃至人生观、价值观，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自古以来和谐乡里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养料。
据连心豪介绍，古时的“乡约”不是现今所指的一般乡规民约，而是一种基层社区的自治制度，它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三代、秦汉。《周礼·地官·序官》曰：“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东汉儒学家郑玄注称：“老，敬称也。王置六乡，则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与王论道，中参六官之事，外与六乡之教，其要为民，是以属之乡焉。”由此可知，周朝最早设立的“三公”，是指乡里年高德劭的人，他们实际上主要参与民间教化之事。孔子所谓的“礼失而求诸野”，是指丢失了的传统礼仪、礼节、道德、文化，可以到民间去访求。那正是因为“三公”开启民间教化的结果。
一般而论，人们认为目前发现的最早乡约是北宋时期陕西蓝田吕氏兄弟所创的《吕氏乡约》。据《西安府志》载，吕氏兄弟共六人，一人早夭，五人登科，其中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皆登及第，颇具声望，被后世尊称为“吕门四贤”，《宋史》中四人皆有传记。老三吕大钧曾师从关学创始人张载，后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帮助下，撰写《诚德集》30卷，其中包括《乡约》《乡仪》，统称为《吕氏乡约》，这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村规乡约。吕大钧也由此被奉为“乡约的鼻祖”。《吕氏乡约》主张“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关学道德礼教的代表作。《吕氏乡约》后来经名儒朱熹“增损”后，影响愈加扩大，广泛流行于世。
安溪宰相李光地曾留下名垂青史的族规家训。图为安溪湖头李光地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内的李光地大型塑像。
泉州的乡规民约源远流长，其中明万历年间惠安县令叶春及所撰《惠安政书》第九篇即为“乡约篇”。此乡约篇极具代表性，叶春及与民约定“凡有父子、兄弟、夫妇不相亲睦，及争财异业，以至饮酒、博弈、斗邻、骂里、淫盗、诓骗等项，以每月朔望两日，相会亭中，自陈或族长、邻人代陈，小事不平，父老同众劝诫，事关大恶，明言责救，如有不从，乃闻于县。”大力加强社会教化，以实现惠安地区的长治久安。另外，清乾隆《德化县志》卷九《礼仪志》中亦有“乡约讲读”共十六条，文曰：“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截仇忿以重身命。”从多个方面加强对于乡村社会的管理。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所作《青阳乡约记》，此碑刻后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重镌，今存于晋江青阳石鼓庙乡贤祠内。碑文曰：“夫乡之有约，古也。而约正之名，委重于士夫者，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公立法之意徽矣。盖以末俗滋伪，讼端蜂兴，所望于士夫者，以身率物，为陈太丘之表正，为王彦方之劝谕，为蓝田吕氏之乡约，庶几俗可治而讼可省。是故立斯名以责其实也……”此乡约由明代青阳乡贤发起，其内容在德行相劝、省察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助等方面予以约定规范，体现了古代乡贤的泽乡之德、惠政之功和仁爱之心。
2016年以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先后推介明代王阳明“南赣乡约”、宋代“蓝田吕氏乡约”和泉州清初名臣李光地的同里乡约和族规家训等。连心豪认为，这正好说明泉州乡规民约的历史厚重性，以及其非凡的现实意义。“仍有大量的乡规民约存在于民间，对于文史工作者来说，就是要自觉地从事田野考察，发现身边文献没有记载的新史料，寻找和还原历史。”他说。
（记者吴拏云 文/图）
淳化民风 传承文明
《奉圣约所碑》嵌于奉圣宫正殿墙上
核心提示
乡规民约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体系。泉州历史上存在着大量影响深远的乡规民约，它们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 吴拏云 文/图
奉圣宫内的“六谕”之训
泉州鲤城区西街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宫庙，名唤“奉圣宫”。据《泉郡奉圣宫重建碑记》介绍，奉圣宫的创建因有“崇奉圣谕金牌而得名”，该宫肇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曾传为南宋五显庙改建而成，宫内主祀唐代戏神雷海青（亦称田都元帅）。泉郡西门古为汉族、畲族民众聚居地，每逢大事，乡绅、耆老便会相约于奉圣宫议事。奉圣宫即为泉州古城内目前仅存的几个乡规民约所遗址之一。奉圣宫内正殿墙上嵌着两方立于明崇祯年间的古碑刻，一块是《重建奉圣宫碑记》，另一块则是《奉圣约所碑》。奉圣宫曾先后遭遇两次火灾，两碑皆有损坏，所幸碑体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约所碑上的内容是“六谕”，主要记录着遵循圣人以神设教的传统，以及推行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相互配合的乡规民约，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据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连心豪介绍，这“六谕”内容其实就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圣谕六言》。明代官府曾为此在每个乡里“各置木铎一”，挑选“年老或瞽者”每月6次持铎，沿街朗读、宣示于民。此后，《圣谕六言》通过木铎、乡约、族谱、家训、会社、书院、书籍等多种途径，在民间广泛传播。《奉圣约所碑》与这段历史相联系，展现了泉州古老的乡规民约，故尤为珍贵。
府文庙古榕树下的示禁碑（左右各有一块）
府文庙前的示禁碑刻
自古而下，泉州府文庙即被视为“德齐帱载”“斯文在兹”的神圣之地，更是士子们对孔夫子顶礼膜拜的殿堂，历代以来的官府都极为重视保护它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在如今的泉州府文庙外，立有清代的《本府正堂金示禁》《泉州府儒学会同晋江县正堂赵严禁》两块示禁碑，它们也是古人对府文庙周边环境治理的乡规民约。
《本府正堂金示禁》碑为花岗岩石质，其上记载称：“本府正堂金示禁：文庙栅栏外不许侵占、搭盖，排卖货物，污秽作践。如违，立拿重处。”这是由泉州知府发布的示禁，立碑之年为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落款为“绅士同勒石”，可见是泉州乡绅共立此碑，这样一来更增强了它在民众间的号召力和约束力。
《泉州府儒学会同晋江县正堂赵严禁》的内容则为：“泉州府儒学会同晋江县正堂赵严禁：文庙泮宫栅栏内外不许排列货物及作践污秽。如违，拿究不贷。”碑文内容与上面那碑近似，立碑之年同样为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落款则为“绅士仝立石”。联系上述两块碑可以看出，清嘉庆年间应是有出现府文庙栅栏内外被小商小贩摆摊侵占的现象，故由府县两级主官出面告示，并由乡绅立碑以约束这些商贩的行为，还府文庙一个庄重的形象。
另外在现今府文庙洙泗桥东侧的小石桥边，还有一块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立的卦沟示禁碑。该碑碑文较长，主要是宣告洙泗桥卦沟已清淤疏通，桥沟“不容蔽壅侵占”的乡规民约。
虹山的《水尾树碑》已是文保单位
爱护大自然的《水尾树碑》
来到洛江区虹山乡虹山村，脚下走的是山路，身旁是成荫的绿树，走路似乎都带着飒飒凉风。这里山水隐村落，村落连山水，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有着“天然氧吧”的美誉。在虹山村中，有一方十分醒目的护林石碑，篆额“水尾树碑”。这是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虹山村人彭建立的乡约碑，意在保护磻溪（古称涤溪）旁的树林。整个碑刻有300字，内容丰富，言简意赅。
从碑刻的内容看，《水尾树碑》为一通典型的民间护林碑。这类护林碑多属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的性质。该碑刻启首处就曰：“盖闻甘棠遗爱，戒剪伐于南国。山蓁流徽，传美人于西方。”这里借用“甘棠遗爱”的典故，指出古代周人曾因怀念召伯的德政而禁止砍伐甘棠树。另外，碑刻指出山榛这种树木别看它不起眼，用它制作而成的琴可弹出美妙的声音。这是想说明树木的用处很广。之后，碑文称“吾乡涤水虹山，素称胜概”，乡里风景如此优美，有什么理由去破坏它呢？因而提出：“自兹以往，姓无论同异，房无分强弱，不得私自砍伐，致累风水。如有砍伐，复蹈前非，立即率众，共诛，决不宽纵，各宜凛遵毋违！”最后还加上两条附注：“一禁：盗砍伐松柏杂木及茅草者，罚戏一台、饼十斤；一订：松柏杂木或被风雨损坏，公议出卖不得私自抢夺盗砍。”如今虹山一带拥有生机盎然的原始森林，不能不说也得益于这块护林碑以及当时彭建等人的高瞻远瞩啊。
据悉，虹山《水尾树碑》是全国较早的护林石碑之一，它承载着虹山先人艰辛和不朽的护林历史。它的内容细致入微，对生态保护都有明文规定，可谓传统文化中爱护大自然的经典之作。
为禁止械斗而立的《府宪》碑
制止械斗的《府宪》碑刻
福建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乡村之间、家族之间的大规模械斗时有发生。民间械斗，有时不仅阵容庞大，甚至还有扛旗擂鼓的，自备枪炮刀矛的，阵仗很大，尤似战斗。而这些械斗究其起因，往往不过是争水井、占田地、债务、盗窃等民事纠纷，最后却闹得死伤累累，实在不值当。
清光绪年间，晋江塔头村（今属东石镇）刘姓建祠堂，地基比原先稍高，遂引起蔡姓不满，认为坏了他们祖祠的风水，由此引发一场大规模械斗。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械斗中，周边200多个村庄被卷入其中，男丁16岁以上全部参与。双方械斗6年，每次短兵相接，乱砍乱杀，战况十分惨烈。最终双方“伤毙数百命，焚毁数百家，男妇流离，生灵涂炭”。这场械斗大案当时震动海内外，史称“刘蔡冤”（亦称“都蔡冤”）。这场械斗对于地方的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朝廷多次命令地方官府出面禁止。最终由泉州知府出告示，并请来公亲、乡耆见证，勒《府宪》碑而垂禁，双方息斗。
这块《府宪》碑是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立的，现嵌于刘氏宗祠的照墙内（据说《府宪》碑原有相同的两块，另一块现收藏于晋江博物馆）。其碑文曰：“举数年不解之深仇，一旦而消融尽净，悉敦旧好如初……天心厌乱，我泉其有豸乎！惟是法久则易弛，事久则生疏，必使惊心触目，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征祸于既往，是非勒石不为功。”意在为械斗双方化解宿怨。碑刻亦提醒：“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往事不谏，来者可追。过此以往，务宜痛改前非，永为厉禁。”应该说，这块《府宪》碑立得十分及时，在制止乡村械斗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碑刻的落款处附有公亲、乡耆十数人的名字。《府宪》碑同样是乡规民约的一种，它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实物见证，也让地方民众记住了血的教训，更明白和谐相处的可贵。
立于安平桥水心亭内的《剔奸保民》碑
严禁勒索的《剔奸保民》碑
安海地处晋江与南安的交界处，扼晋江、南安水陆要冲，是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商贸重镇。安平桥，位于安海镇西畔，是横跨安海港通往南安水头镇的一座梁式石桥，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誉。如今，在安平桥的水心亭内，屹立着一块《剔奸保民》石碑。这块碑刻是在清乾隆年间安海商贸昌盛的背景下，讲述了一起“民告官”并得到胜诉的案件。
这块《剔奸保民》碑立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碑记乾隆二十七年时有盐馆干办洪达派销食盐，借机勒索百姓，给民众增加负担。老百姓中有柯思淑等人随即在衙门申诉，“呼辕免配”。后来道宪（即道台，清代为省、府之间的地方长官）经审理之后做出批示，称：“派销即启勒索之端，此风断不可长。”还老百姓以公道，并制止了派销勒索之风。
碑刻还载称：“蒙分府靳遵行示禁：‘仰该地居民商贾行铺、约练地保并该馆办哨丁人等知悉，凡食用盐斤，许向肩挑官盐平买。该馆办洪达务宜守法奉公，不许籍端勒配，滋累小民。倘敢故违宪禁，许被害之人立即指禀，以凭严究详报……”以洪达勒索事件为戒，要求办事人员须守法奉公。该碑的末部亦镌有安平居民数十人的名字，这是典型乡规民约的风格。
泉州地方自古传下的乡规民约实在太多，难以尽述。它们不仅是历朝历代维护地方基层统治的基石，更是各地民间施行教化目的的主要措施之一。乡规民约不只是乡村民众简单的规定、约定，其内容更有历史文化的精华传承。当下，继承了优秀传统品德并融入时代新要求的乡规民约，仍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让乡规民约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改变乡村中仍存在的一些陈规陋习，依旧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索的一大课题。
今天的虹山为绿色森林所覆盖，风景秀丽，这与当地人自古以来注重保护林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