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奋飞：当代中国形象的再语境化与图式转向

王奋飞，文学博士，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世界闽南文化交流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

中国游、李子柒等自媒体国际传播事件，象征着当代中国形象的再语境化，更喻示着从追问“中国形象是什么”，到追问“中国形象如何生成”的认识论转向。这一转向在理论上体现为从“唯理图式”到“情境图式”的进化。前者源于西方唯理论传统，以抽象理念来想象和剪裁中国；后者则借鉴“图式”的逻辑框架和“再语境化”的方法精髓，运用中国传统的“情境”思想，从人间现实出发来感知和理解中国。情境图式包含三个层层递进的核心层次：一是技术可供性与主体多元性催生的语用前提，由此形成了国际传播中的情境语言与有情网络；二是现实生活与生命实践构成的境域本体，为当代中国形象的生成提供了感性过程与唯物基础；三是现实之“形”与意识之“神”递归耦合的情境反思，推动中国形象在形神辩证中动态生成。

一、当代中国形象的认识论转向

从2023年底中国免签政策调整催生的#China Travel（中国游）现象，到2024年李子柒复出引发的全球关注，再到2025年以来“小红书对账”、美国网红“甲亢哥”来华移动直播以及“成为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病毒式文化迷因的全球传播，一系列由自媒体驱动的现象级国际传播事件，正在重构全球公众认知当代中国的逻辑。这些事件不仅标志着传播主体从官方机构转向普通个体，更喻示着一种深刻的认识论转向：国家形象并非被想象出来的、被概念化的实体或本质，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持续对话、理解与生成的思维或意识。

这一转向对国家形象研究提出了迫切的理论挑战。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形象塑造面临自塑与他塑的激烈博弈。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常有刻板印象，存在系统性偏差，导致国际舆论场中存在“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面对这一困境，学术界从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研究等视角展开了探索，但均存在各自的理论局限：传播学关注传播逻辑，却常常忽视国家形象的历史性与语境性；国际关系学聚焦权力博弈，但考察方式绕开现实生命个体，使其对自媒体实践如何自下而上重塑形象缺乏解释力；文化研究强调符号意义，却往往将符号视为静态载体。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普遍隐含理性实在论色彩，倾向于以“是什么”的方式去捕捉被想象为本质化、实体化的国家形象，而忽略了国家形象的流动性、历史性与语境性，也没有充分注意到国家是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这一根本事实。

（一）从言语、文本到图像的唯理图式

上述问题的深层根源，可追溯至西方认知世界的基本逻辑，即从言语到文本再到图像的唯理图式。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化就将言语奉为智性活动的最高形式，形成了悠久的言语霸权。近代以来，拼音文字与印刷术塑造了欧洲的线性理性，孕育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科学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世界即文本。20世纪初，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提出“语言图像说”，开启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图式（pictorial form）是其核心概念之一，强调图像和语言一样，都包含着与世界相通的某种形式，“图像可以描绘任何现实的形式……具有与它所描绘的东西相通的逻辑图式（logico-pictorial form）”。沿着这一理路，从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开始，西方思想界持续以“世界即图像”挑战“世界即文本”。

语言学转向推动了历史再描述的方法论探索。理查德·罗蒂区分了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强调哲学的任务是对历史上各种词汇的“重新描述”，即不断再语境化我们的信念与欲望的过程。然而，语言学转向不过是理性中心主义的内部反思与调整，是理性通过语言向更原初、更根本的实践理性和交往理性之回归。因此，再语境化作为后现代策略，虽然颇具批判性和建构性，但是对词汇的关注表明，其认识论底色依然不离“语言”迷思，或者说，只见“语”未见“境”。

（二）追问的转向：从“是什么”到“如何生成”

经过上述理论回顾，东方智慧尤其是中国哲学的“情境”思想进入了研究视野。中国文化极为重视“境”，它并非纯然的空间，而是在与人的创造性互动中，被人的情感灌注、被人的主体性浸润的“有情天地”，即“情境”。“情境”更加贴近新时代语言特性与个体化状况，成为激活国际传播的方法灵感与思想源泉。康中乾认为，中国思想中的“情境”不是西方那种概念化、对象性的实体，而是境域化、情境化了的本体，是活的，正在当场生成、构成、产生、显现着的东西，是一种情境性的形上本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国家形象，“要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坚持不懈、久久为功，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正是情境的最高追求。

至此，情境图式的分析框架呼之欲出：它汲取维特根斯坦“逻辑图式”的“描绘现实”，以及罗蒂“再语境化”的“重新描述”，融汇了中国“情境”的“形上本体”，将核心媒介从语言/图像拓展为境域。基于这一框架，本文不以“是什么”而是以“如何生成”的追问方式切入，试图回答当代中国形象如何“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这一历史命题。

二、中国形象的历史形态与唯理图式

作为西方界定自我的参照系，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在千年的流变中，始终未曾脱离两极叙事的桎梏。当西方文明内部需要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时，中国就被美化为理想化的乌托邦，成为映照自身不足的完美镜像；当西方需要确立自身的优越性与文明自信时，中国则被丑化为停滞、专制、愚昧的反乌托邦。其深层根源都指向同一种认识论逻辑，即唯理图式。

（一）13—20世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诚如德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傅吾康所言，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本质“更多的是观察者各自的立场，而不是被观察的对象本身”。这一论断精准地概括了西方中国观变迁的内在逻辑：中国形象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西方自我认知的历史。

西方对中国的系统性认知，其发端可追溯至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它结束了欧洲对中国的间接想象，将一个富庶、文明、井然有序的“赛里斯”（丝绸之国）带入了欧洲的视野，塑造了最初的“乌托邦”原型。这一理想化形象在随后几个世纪被不断强化与丰富。直至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仍在积极构建一个“政教修明”的中国形象。他们向西方传播的儒家思想、开明君主制、文官制度及宽容宗教理念等，对当时的欧洲知识阶层而言犹如天启，深刻地影响了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成为他们批判欧洲专制与教权、构建理性王国的重要思想资源。

然而，近代工业革命与科学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西升东降”的千年变局，使得“典范中国”迅速让位于“停滞帝国”。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以其“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判定中国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认为中国人缺乏自由意识与精神进步，从而在哲学层面对中国进行了否定。这种来自精英知识界的批判，与18世纪后期以来商人、旅行家笔下猎奇化、漫画化的负面记述相结合，共同构建了一个愚昧、专制、停滞的“反乌托邦”中国形象。鸦片战争后，中国更是跌落为“化外之地”，“东亚病夫”等种族主义刻板印象开始在西方文学与大众文化中广泛流行。

进入20世纪，伴随着全球政治的急剧动荡，西方的中国形象切换得更为频繁与剧烈。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如20世纪30—40年代抗战时期，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将延安塑造为“革命圣地”；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初期，新中国被描绘成高度集权、整齐划一的“蓝蚂蚁”国度；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左翼思潮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将中国理想化为“新人类文明的诞生地”，然而到了“文革”后期，这一形象又迅速破灭。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被乐观地投射为正在走向西方模式的“转型乌托邦”；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又催生了“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交替出现。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剧烈摇摆，清晰地揭示了西方中国观的非连续性与工具性。

（二）唯理图式的认识论缺陷

西方中国形象之所以呈现出如此两极化的特征，其深层原因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唯理图式认识论，而非对中国的客观评价。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的，欧洲的东方学自信心登峰造极，“没有哪一论断性的概括不被认定为普遍真理；没有哪一种对东方特性的理论列举不被用于描述现实世界东方人的行为”。该传统强调理性对真理的先验把握，而贬低感官经验的地位，认为真理存在于超验的抽象领域，需通过纯粹思辨而非具体观察来获得。

具体而言，基于唯理图式的认识论缺陷源于个体认知层面。它表现为以有限的经验见闻为基础，通过抽象完成美化或丑化，将中国构建为一个符合自身理论预设的他者形象。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它虽服务于个体的求知欲与猎奇心理，但已开启了用主观想象部分替代客观现实的先河。在系统性哲学层面，当这种图式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结合时，其危险性达到顶峰。黑格尔将理性等同于创造世界的“上帝”，并以此为标准衡量一切文明，从而“理性地”推断出中国历史与文明在精神领域的天然匮乏。这种“理性的狂妄”恰好印证了托马斯·索维尔所批判的“理性的狂热”：“理性主义只接受那些能够‘自证’于‘理性’的东西——而‘理性’被狭义地理解为具体而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以人类智慧和手段的有限性与历史性，能够被记录、清晰表达并流诸后世的经验，往往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与片面性；并且，这些流传下来的经验，其数量和重要性，也很有可能远不如那些广泛存在于社会实践和历史细节中，却从未被主流话语系统述说的真实存在。因此，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描绘，往往沦为一个按照自身需求与逻辑裁剪事实材料的过程。

针对这一根本性缺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启示了超越唯理图式的唯物主义路径。马克思指出，完整的认识过程应包含“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换言之，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是持续贯通的递归过程，强调认知过程与客观现实的实践生成关系。就中国形象而言，它绝非某种言说、设想或想象，当代中国现实乃其根本依归。而这一现实就体现在当代历史语境的崭新趋势之中。

三、新语用前提：当代中国形象的再语境化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移动通信、社交媒介与影像工具等技术条件。与此同时，一系列由自媒体驱动的国际传播事件，让我们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向世界描绘他们眼中的中国。技术可供性与主体多元化生成了全新的语用前提，推动当代中国形象再语境化。

（一）技术可供性与情境的语言化

如前所述，罗蒂的“再语境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哲学任务在于重新描述。那么，任何具有描述的哲学潜能的事物，也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语言，或者说，新的语言形式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题中之义。如今，技术可供性正在改写当代传播的语用条件，使得情境的语言化成为可能。

其一，从个人到机构的新主体。在摄影术发明之前，文字与绘画是再现世界的主要符号；而从摄影、电影到电视，图像生产长期受制于高昂的技术门槛与封闭的专业体制。20世纪60年代，作为后文字时代的文化序章，电视展现了其对西方政治世界的革命性影响。麦克卢汉由此预见，用形象进行文化编码的感知能力和批判意识不再是艺术家独占的领域，“人自身也会成为一种有机的艺术形式”。半个多世纪后，这一预见变成常识。无处不在的镜头与海量自媒体，意欲对世界展开全时性记录与再现，不断冲击并解构着传统媒体的精英生态。在中国，众多草根创作者，如“滇西小哥”“办公室小野”等，凭借深具特色的中国影像吸引了全球关注。此外，从官方媒体到政府机构、城市文旅部门和企业，无不极大地丰富着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的多元主体构成。

其二，从中介化到情境性的新感知。以“李子柒”“阿木爷爷”的视频为例，它们不依赖解说，也并非逻辑序列的线性呈现，而是朝向真实生活的沉浸式展演。田园生活与传统技艺的影像化，使“生活在别处”的渴望被具象化。而“中国游”视频日志则更具“直接电影”的纪实风格，强调过程的原真记录与完整再现；在“成为中国人”这一病毒式文化迷因的带动下，大量外国网友纷纷晒出自己模仿中国式生活的视频。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的唯物论视角指出：“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感觉经验作为非概念化或前概念的语言，尚未被各种既定范畴所限定，而是一种“感官共在”的第一人称经验。短视频、Vlog等非虚构内容，取材于未经修饰的现实空间，在博主的记录与剪辑中，融入了主体的个人情思。因此，它们可被视为“情境经验”——将活生生的空间经验、情感互动和具身体验，转化为可传播的影像，却又不落入抽象概念化思维的窠臼。当观众观看视频时，大脑会自发激活与博主身体行动、空间经验和情感基调相对应的镜像反应。这并非在抽象符号层面的逻辑推理，而是在身体层面发生的感性共鸣。

其三，从虚拟到具身化全球传播的新形式。海外博主的“走进来”与中国博主的“跨出去”，标志着人们正以具身或虚拟的交互方式，突破现实空间的束缚，催生出超越地理疆界的传播直接性。“小红书对账”更是以民间自发的、生活化的数据对比，打破传统媒体作为信息中间商的垄断，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真实对话，实现了点对点的直接交流。当然，这种虚实结合的新联系是由人类的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因而同样是某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联系的推陈出新，它往往推动着个体“从习以为常走向质疑与探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YouTube上，诸如“我们之间可能没有文化连接，但你的视频给世界带来了美好”“它远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激励美国人看到另一种可能，并倡导改变”的留言不胜枚举。

综上，情境语言往往具有更强的人格化和意识化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情”与“境”的深度融合——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真实空间（境）所承载的劳作、四季、人情（情），不只是语言或图像的“重新描述”，更是与精神“纠缠”的社会产物。或者说，情境语言是一种新型的物质联系，进而推动了国际传播的结构性变迁，跨文化交往的总体形态从离散、线性的传统模式，转向一种动态、嵌套的有情网络。

（二）有情网络与情境的共同体化

马克思指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文字共同体的典型，其形成与印刷资本主义所强化的理性确定性密切相关。然而，当代技术使情境语言突破了基于静态文本的想象边界，推动一种基于“我看到”的感性确定性，成为联结不同文化的优先逻辑，从而为跨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新的情境基础。

其一，“我看到”的感性确定性。如今，世界图像的生成逻辑已被植入更为丰富的感性确定性——基于视觉感知的同步交往与深度参与成为可能。这体现在跨越语种的共鸣反馈中：交往的根本支撑不再是特定的理性文字，而是现实、感性的人之间所共享的境域。它鼓励人们利用新的感知逻辑弥合文化疏离，激发新的共同体意识，“逐渐把别人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详细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们自己的过程”。这正是“成为中国人”视频中，自称为“中友”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以及“中国极致化”议题登上美国著名杂志《连线》的深层原因。

无论是“中国游”还是“成为中国人”，中国“是什么”的概念化方式已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被还原为直观的情景与境域——这正是“我看到”机制的本质。它并非对客体的静观与凝视，而是意识主动卷入情境的动态生成。正如康中乾所言，认识和把握世界，首先要求世界进入人的视野。但“进入视野”并非终点。威廉·詹姆斯揭示，在意识活动中，那些“链条”与“序列”对意识而言绝对真实，其真实性不亚于“印象”本身。他比喻道，竹节并非竹子的中断，思想之间的转换也不是思想的中断。竹节是竹子的一部分，这种转换也属于意识的一部分。传统的唯理图式试图将中国固化为可供定义的实体印象，而碎片化的可视情境所触及的，并非对旧印象的简单替换，而是对认知过程本身的重构——它激活了意识流中的“转换”部分，在具体场景与抽象判断之间建立了新的连续带。

其二，“我觉得”的理性确定性。与侧重景点打卡的传统旅行记录不同，“中国游”的外国博主和来华直播的主播更注重用脚步丈量中国街巷，体验日常交通与市井生活；“成为中国人”则将东方生活理念变为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变量。这种互动不只关乎物象，更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与相互学习，由此带来了“解先验化”的效应。它冲击了固有的刻板印象，使得一种“先体验，后认知”的“我觉得”，比先入为主的认知更为深刻。比如，深入中国腹地的英国博主“bald and bankrupt”在重庆最深的印象，并非都市景观，而是与当地人的真诚互动。他最终感叹，中国“干净、有序、管理良好，拥有难以置信的基础设施，且人民非常友好”，并称此行让其“重获新生”。

这种基于亲身体验的理性确定性，体现在“真实中国”“超乎期待”等发自内心的感喟中，使更深刻的彼此理解成为可能。跨文化认知的微观过程复杂多样，但在林林总总的案例中，它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动态的递归过程。当亲眼所见的鲜活情境与既有唯理图式发生碰撞时，当镜头中的中国与刻板印象冲突时，认知失调便成为情境反思的契机。其结果，要么是原有的认知图式被局部修正或整体替换为新的情境化信念，要么是既有图式反而被强化。但无论如何，情境化的交往方式依然让主体之间“像文本和语境一样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直到相互构成网络”，创造了一个超越种族和文化界限的有情网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确定性条件。

总而言之，在技术可供性的加持下，情境语言与有情网络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形象的全新语用前提。生命个体的偶然言说、现实生活的原真过程，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模态，被记录、涌现并实现全球传播。

四、回到中国境域：现实生活与生命实践

“再语境化”理论承认，任何由语言投射的世界图像都只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并不比其他图像更能代表真实存在。这一洞见清晰坦露了自身困境——它承认语言的建构性，却未能提供超越语言循环的出路。情境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情境虽然具有语言的描述功能，但不是用新的语言去取代旧的语言，其形上本体或境域本体本身就是最积极的对话者。换言之，不是用另一种语言去解释中国“是什么”，而是让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和生命实践，与每个人进行互动与感应。

（一）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境域本体

其一，从语言回归现实的意义系统。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这一论断表明，语言不是独立自足的意义系统，而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或者说它是一种物质的实践与现实的意识。现实生活是原初的基础性领域，胡塞尔称其为“生活世界”，他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领域，能够发挥原始作用。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以前，我们已经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与它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因此，哈贝马斯进一步形容生活世界是一片看似透明、实则深厚的“灌木丛”，其绝对性、总体化力量与整体论观念，同其经验上的偶然有限性相互交织，孕育着无数悖论，其基础可能在于“世界知识”与“语言知识”在生活世界中的整合。存在主义哲学家威廉·巴雷特则强调，生活不是知识，而是戏剧；理性与逻辑并未触及生活的终极问题，那些问题存在于语言无法抵达的信仰深处。这些分属不同哲学传统的论述，共同指向对抽象理性主义的批判——揭示理性无法穷尽生活的丰富性，强调现实生活是思想的唯一源泉。这正是唯物论的基本立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其二，从概念回到境域的自然基础。上述思想家的观点并非支持神秘主义或反对理性本身，而是作为一种重要提醒——逻辑所要求的清晰话语表达，往往只是基于有限样本的言语过滤与符号再现。而人类的常识与世代累积的经验，则基于整个世界的深邃背景。这正是境域不同于概念的根本所在，境域是自然基础的呈现方式，它不依赖于任何自我规定的概念，而是以原初的、直观的方式向人敞开。因此，巴雷特呼吁“重新回到真实”、胡塞尔主张“回到事实本身”，均隐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切，反对“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的本质主义。这正是唯物论对唯心论的克服：不是用另一种概念取代原有概念，而是让人们物质生活过程的客观实在性成为检验一切认知的最终标准。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中国游”“李子柒”等传播实践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实践之所以可贵，固然离不开影像语言的精心操作、具体行动的地形规划和身体力行的生活模仿。但更关键的是，它们始终朝向现实生活这一原初领域，始终朝向中国境域的复杂度与有机性，作为感性经验呈现于世人眼前。境域本体蕴藏着印刷文字与理性言语所无法想象与实现的传播潜能。因为境域不是被文字语言建构出来的概念空间，而是具有物质根基，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识，可以被进入、感知和体验的本体世界。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感性生命实践

其一，从“幽灵化”到个人本身。巴雷特批判，理性主义的概念游戏使新闻业堕落为“精神的王国”，造就了一种纯粹依赖外在事物的生活方式，而独特的、整体的人格本身则衰退成一片阴影。这种“幽灵化”机制，促使西方媒体过滤了许多可能挑战其意识形态预设的中国事实。与之相对，自媒体传播活动依赖个人本身的物质联系，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这是情感的唯物论根基所在：情不是纯粹主观的、随意的心理状态，而是感性的人在其生命实践以及与世界的交互中被激发的真实感应。

在中国博主的田园风影像中，人们看到一种东方的生活美学与生命实践。他者化的东方意象回归其坚实的大地秩序，体现出一种“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的成人之思。而“中国游”的Vlog和“甲亢哥”的移动直播，激发的则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真挚热忱。在这些视频中，从城市到乡野，外国博主收获的是一张张笑脸，中国人特有的温良品质打动了无数观众。这些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具体交往实践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中自然涌现的。

其二，从同一到差异的感性活动。情感虽然属于意识范畴，但它必须依赖境域本体的物质实践才能生成和传递。无论是英国博主与北京胡同大爷把酒言欢，法国网红在长城脚下感动泪奔，还是美国博主在“鬼城”库尔勒发现一座现代都市，这些影像指向的并非虚构或被操纵的无形空间，而是一个真实的、被锚定在具体物质实践中的形上本体。马克思说：“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回顾历史，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之所以常背离事实，正是因为脱离了唯物的、生活的源头，而去比附某种想象出来的、同一的“完美理念”。而这种“同一性”，如海德格尔所言，容易在传承过程中被空洞化理解，“失去其土生土长的特质，变成一个无根基的论题”。而“土生土长”的哲学态度强调对传统与历史的尊重，提倡扎根于大地来理解现实存在。在实践维度上，这与文化唯物主义殊途同归——文化是通俗的，更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投身于自媒体传播的中外博主，即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把自己作为方法和媒介，展开了生产和交往的跨文化生命实践。“李子柒”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的诗意再现，“中国游”对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的具身探问，模仿口渴喝热水、在家穿拖鞋、天冷添秋裤等生活习惯“成为中国人”，以及从萌宠、美食、非遗，到城市风光、科技生活、社会议题，再到微短剧、移动直播等各类出海的中国内容，都是生命实践的不同面向，构成了立体、全面且多维的中国蒙太奇。或者说，正是基于个人本身的感性活动，当代中国整体的生活方式彰显了其超越“理念同一性”的真实特质，并且作为被经验的“土生土长”而打开了全新的描述形式与理解可能。

质言之，正是中国境域的丰沃土壤与涓涓细流，为当代中国形象的“不断树立”提供了广阔且深厚的本体根基，推动情感与境域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完成了辩证统一。从境域出发，现实生活的客观实在性成为认知的最终参照；让情感回归，生命实践中的感性活动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回到中国境域，现实生活的客观实在性成为认知的最终参照，生命实践的情感逻辑激发了跨文化理解的内在向度，使当代中国形象的生成既不偏离现实之锚又不失生命温度，在持续的情境化传播实践中获得更为真实且丰满的面容。

五、境域中的反思：当代中国形象的形神耦合

依前述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所论，作为表象的蒸发结果，“抽象的规定”是认识世界的馏分结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图式是图像与现实的相通之处，这就是图式能够描绘现实的逻辑起点。然而，图像形式和抽象规定一样，并非描述之准确性的天然保证，因此，“完整的表象”成了认识论的常见困局。可见，思维至为关键，或者说，思维行程的方向是认识论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根本分野。马克思批判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其所谓“人间”，包括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以及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天国”，指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甚至头脑中的模糊幻象，都是描绘现实的必然升华物。因此，当代中国形象生成于什么样的思维行程，决定了其真实与幻象的程度。在此，情境思想强调情境化的思维方式，“情境反思是境域中的反思，是与流偕行的反思，即人正处在此种情境中却同时反思着它”。其化解了对象化的执取，留下的是本体与过程动态结合的思维行程，或者说认识与行动一体同在的势境。

（一）从“理性的狡计”到“理性的真诚”

其一，两种理性的分野。历史的主体是谁？黑格尔的答案是作为绝对精神或普遍原则的“理性”，个人的热情与利益不过是理性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与牺牲品。这就是他所谓的“理性的狡计”。这样的狡计反映在BBC报道中国时的“阴间滤镜”和法新社拍摄中国图像的“暗黑视角”中。鲜活真实的中国被投入唯理图式的“坩埚”，其有机成分被蒸发殆尽，馏分的多为预成的、服务于特定观念的抽象概念。

唯物论对现实的蒸馏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列宁提出：“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答案显然是“没有”。作为人的认识结果，当代中国形象只能孕育于当代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它是生成性的存在，不存在一个预设的神秘主体，其唯一源泉是中国人民真实的现实生活与生命实践，这是最朴素、最客观的感性确定性起点。因此，马克思认为，对事物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这正是理解“中国游”“李子柒”“甲亢哥”等自媒体博主的关键——他们的创作并非对某种预设东方主义或政治概念的简单印证，而是基于真实生活体验的创造性表达。

因此，现实蒸馏在唯物论的思维行程中，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存在着根本的方向性差异。理性的狡计是自上而下的，它从一个预设的抽象原则出发，将具体经验材料纳入既有框架，凡是不符合这一框架的事实都被过滤或曲解。而唯物论的现实蒸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最具体的感性材料出发，去除那些基于遥远想象或二手经验生成的偏见与刻板印象，保留活生生的人及其物质实践。这一过程的实质不是将现实抽象为概念，而是让现实在情境中呈现其自身的丰富性。我们在国际社交平台上看到的中国内容，无疑是这种丰富性的鲜活实证，或者说，其实证性既来自每个被镜头捕捉的具体境域，也来自博主身在其中的思维或情境反思。

其二，情境单元与历史主体的回归。无论是中国博主对田园诗意与传统技艺的展现，还是众多海外华人博主分享的民俗、美食与日常生活，抑或是外国旅行博主以第一视角记录的中国都市数码生活与乡村基建成果，难以计数的行动主体与异彩纷呈的中国境域，共同创造了一个个流动的情境单元，成为打破西方预设概念的感性证言。这种证言的力量恰恰不在于它的辩驳性，而在于其内在逻辑图式的呈现性。它不需要用概念去反驳概念，而是用情境本身去“说话”——以吉光片羽的有机形式，胜过无数煌煌辩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体现的正是一种“理性的真诚”，它包含着人类共同共通的对真善美和有情天地的永恒向往，也承认每个个体都是历史的主体，他们的感知、体验和表达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推动人员往来便利化、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也是“理性的真诚”。它旨在进一步促进不同文化和观念之间的交流与协商，或者说，这是一种基于情境创造的中国式治理逻辑。其中，扮演主角的是微观的个体，是知华友华的国际友人，他们共同为当代中国形象的不断树立贡献力量。

质言之，从现实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出发，意味着某种历史的实证科学，它使意识之神不离现实之形。或者说，情境图式对于当代中国形象而言，构成了某种形神耦合的辩证逻辑。

（二）从硬事实到生活流的形神耦合

当代中国形象不断树立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和生命实践，而令其闪亮起来的内在能量，同样源于中国的境域本体。自2021年起，我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进入新阶段。这四大倡议共同回应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或者说，它们的对象是当下人类最为深刻的存在论情境。其核心目标是文明“不断创造自身”和“保持创世能力”，即文明对自身精神基因的自我反思，在保持根本的同时不断维新。这一思想体系背后，蕴含着“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庸》）的认识论方法，以及从天下到个人的普遍关怀，“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然而，再宏大的理念、再深刻的精神，如果不能被具体感知，就难以真正触动人心、产生共鸣。这就是传播中的核心挑战：如何让抽象的、不可见的意识和精神，变得具体、可见、可感。

其一，形具而神生：基于硬事实的耦合机制。形与神之间的辩证思考，在中国思想史上源远流长。从先秦的“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起，形神论逐渐发展为一种将文艺视为生命体的独特美学传统。形与神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在“中国游”视频里，外国博主用脚步丈量本真中国，既见证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都市景观和便利的数码生活，又体验了安全的社会环境，更感受到了民众的友善温良。视频中那些“中国真相”“超乎想象”“真实中国”的赞叹和中式生活带来的真实讲述，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表达的感同身受。这些赞叹之所以具有跨文化可信度，恰恰因为其根基是情境中的硬事实（hard fact），即不以观察者主观意愿而更改，也无法被剪辑和遮蔽的物质与社会实存。外国博主可以裁剪镜头、选择视角、添加解说，但无法“剪辑”高铁的速度、移动支付的流畅、街头夜市的繁华等。当代中国的硬事实在此发挥的不仅是证据功能，更构成一种隐形的抵抗：它抵御中介化叙事的扭曲，为主观感受划定不可逾越的客观边界。博主置身硬事实现场的瞬间，反思已然同步发生，“形具而神生”获得了当代的诠释。

其二，无事件的事件：面向生活流的生成哲学。在中国博主的视频中，普通中国人于四时更替中土生土长，生产中的操劳、生存中的贫乏以及生命中的日常时间被蒸馏为情境语言，一切都在生生不已的感动中变得丰盈且温情脉脉。而“成为中国人”的迷因视频中，外国博主喝热水、穿拖鞋、做蛋羹，身体力行地实践中式生活方式，让世界以崭新的方式体认中式生活美学的独特魅力。这些原真的生活流内容构成了某种意味深长的生成哲学，在中外博主的影像叙事中散发出一种情的芬芳——那种由人与境域的互动而自然生成和撒播的情思与意蕴。在传统编辑逻辑中被视为无意义的冗余时间与乏味过程，在生活流中反而常常获得特殊分量，构成一种“无事件的事件”。其以最朴素的方式证明生活具有自身的节奏，拒绝被压缩为戏剧性的节点或爆点。

可见，中外博主向世界展示的中国内容，无意中构成了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认识论事件。城市风貌、乡村田园、市井生活、基础设施、科技成就，这些可见的中国现实之形，以一种无言之言的道言方式，描绘了温良友善、勤劳智慧、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的中国意识之神。在此，每一个情境单元本质上都是实证的考察方式的结晶，或者说，是基于中国现实的能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进而，包容于每一个视频切片的不可见的情境反思或思维行程，本质上并非杂乱无章的素材组合，而是如同海量的像素点，一点点拼贴出当代中国的巨大面容。点阵越密集，形象就越清晰、真实、立体；并且，它们往往透过最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实际活动的当代中国人身上的真实命运，让世界看到当代中国如何践履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的历史哲学——“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总之，情境图式的理论意义在于，将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于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于辩证的生成过程中推动形与神的动态耦合。在认识论上，它以硬事实划定形象生成的客观边界，以生活流开辟精神彰显的日常通道；在方法论上，它以跨文化参与激活多元主体，以分布式传播贯通虚实境域。在历史再语境化的当代背景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不再依赖于集中的话语输出，而是源自无数中外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自发践履，其以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方式，凭借数量与密度的优势逼近真实，使当代中国形象得以持续生成、刷新。

结语

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正在经历从唯理图式到情境图式的深刻转向。这一转向并非简单的理论替代，而是对西方唯理论传统的批判性超越，其核心在于把握再语境化的当代历史契机，回归具体、感性、物质性的现实生活，以及无数个体真实而鲜活的生命实践。情境图式描绘当代中国形象的根本逻辑不是宏大的文本言说或精巧的图像渲染，而是描绘整个当代中国的能动的生活过程。中国作为境域本体，或者说当代中国人生活的现实过程成为情境图式的唯物论根基；而全新的技术可供性推动情境语言成为至为关键的传播符号，每一个展现中国内容的视频切片都是浸润着创作主体思维的情境单元，它们跨越文化藩篱和地理界限，生成生动多元的有情网络，也激发了深刻复杂的情境反思。本质而言，构建真正的当代中国形象，是现实之形与意识之神的动态耦合，这也意味着它既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2025年以来的多项跨国权威民调显示，全球对华好感度、中国国家形象与软实力呈现整体性、结构性向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社交平台的自媒体国际传播成为最具解释力的新变量。例如，2026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报告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不少国家对华好感度升至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这无疑印证了从唯理图式到情境图式的转向意义。正是在具体而微的情境之中，当代中国形象的“大音希声”被世界倾听，“大象无形”被世界看见。而如何让这种倾听更加真切、让这种看见更加深入，如何在愈加复杂的全球媒介生态中守护情境的真实性与开放性，仍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回应的命题。（《东南学术》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