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奋飞：当代中国形象的再语境化与图式转向 - 综合

三、新语用前提：当代中国形象的再语境化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移动通信、社交媒介与影像工具等技术条件。与此同时，一系列由自媒体驱动的国际传播事件，让我们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向世界描绘他们眼中的中国。技术可供性与主体多元化生成了全新的语用前提，推动当代中国形象再语境化。

（一）技术可供性与情境的语言化

如前所述，罗蒂的“再语境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哲学任务在于重新描述。那么，任何具有描述的哲学潜能的事物，也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语言，或者说，新的语言形式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题中之义。如今，技术可供性正在改写当代传播的语用条件，使得情境的语言化成为可能。

其一，从个人到机构的新主体。在摄影术发明之前，文字与绘画是再现世界的主要符号；而从摄影、电影到电视，图像生产长期受制于高昂的技术门槛与封闭的专业体制。20世纪60年代，作为后文字时代的文化序章，电视展现了其对西方政治世界的革命性影响。麦克卢汉由此预见，用形象进行文化编码的感知能力和批判意识不再是艺术家独占的领域，“人自身也会成为一种有机的艺术形式”。半个多世纪后，这一预见变成常识。无处不在的镜头与海量自媒体，意欲对世界展开全时性记录与再现，不断冲击并解构着传统媒体的精英生态。在中国，众多草根创作者，如“滇西小哥”“办公室小野”等，凭借深具特色的中国影像吸引了全球关注。此外，从官方媒体到政府机构、城市文旅部门和企业，无不极大地丰富着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的多元主体构成。

其二，从中介化到情境性的新感知。以“李子柒”“阿木爷爷”的视频为例，它们不依赖解说，也并非逻辑序列的线性呈现，而是朝向真实生活的沉浸式展演。田园生活与传统技艺的影像化，使“生活在别处”的渴望被具象化。而“中国游”视频日志则更具“直接电影”的纪实风格，强调过程的原真记录与完整再现；在“成为中国人”这一病毒式文化迷因的带动下，大量外国网友纷纷晒出自己模仿中国式生活的视频。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的唯物论视角指出：“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感觉经验作为非概念化或前概念的语言，尚未被各种既定范畴所限定，而是一种“感官共在”的第一人称经验。短视频、Vlog等非虚构内容，取材于未经修饰的现实空间，在博主的记录与剪辑中，融入了主体的个人情思。因此，它们可被视为“情境经验”——将活生生的空间经验、情感互动和具身体验，转化为可传播的影像，却又不落入抽象概念化思维的窠臼。当观众观看视频时，大脑会自发激活与博主身体行动、空间经验和情感基调相对应的镜像反应。这并非在抽象符号层面的逻辑推理，而是在身体层面发生的感性共鸣。

其三，从虚拟到具身化全球传播的新形式。海外博主的“走进来”与中国博主的“跨出去”，标志着人们正以具身或虚拟的交互方式，突破现实空间的束缚，催生出超越地理疆界的传播直接性。“小红书对账”更是以民间自发的、生活化的数据对比，打破传统媒体作为信息中间商的垄断，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真实对话，实现了点对点的直接交流。当然，这种虚实结合的新联系是由人类的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因而同样是某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联系的推陈出新，它往往推动着个体“从习以为常走向质疑与探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YouTube上，诸如“我们之间可能没有文化连接，但你的视频给世界带来了美好”“它远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激励美国人看到另一种可能，并倡导改变”的留言不胜枚举。

综上，情境语言往往具有更强的人格化和意识化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情”与“境”的深度融合——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真实空间（境）所承载的劳作、四季、人情（情），不只是语言或图像的“重新描述”，更是与精神“纠缠”的社会产物。或者说，情境语言是一种新型的物质联系，进而推动了国际传播的结构性变迁，跨文化交往的总体形态从离散、线性的传统模式，转向一种动态、嵌套的有情网络。

（二）有情网络与情境的共同体化

马克思指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文字共同体的典型，其形成与印刷资本主义所强化的理性确定性密切相关。然而，当代技术使情境语言突破了基于静态文本的想象边界，推动一种基于“我看到”的感性确定性，成为联结不同文化的优先逻辑，从而为跨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新的情境基础。

其一，“我看到”的感性确定性。如今，世界图像的生成逻辑已被植入更为丰富的感性确定性——基于视觉感知的同步交往与深度参与成为可能。这体现在跨越语种的共鸣反馈中：交往的根本支撑不再是特定的理性文字，而是现实、感性的人之间所共享的境域。它鼓励人们利用新的感知逻辑弥合文化疏离，激发新的共同体意识，“逐渐把别人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详细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们自己的过程”。这正是“成为中国人”视频中，自称为“中友”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以及“中国极致化”议题登上美国著名杂志《连线》的深层原因。

无论是“中国游”还是“成为中国人”，中国“是什么”的概念化方式已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被还原为直观的情景与境域——这正是“我看到”机制的本质。它并非对客体的静观与凝视，而是意识主动卷入情境的动态生成。正如康中乾所言，认识和把握世界，首先要求世界进入人的视野。但“进入视野”并非终点。威廉·詹姆斯揭示，在意识活动中，那些“链条”与“序列”对意识而言绝对真实，其真实性不亚于“印象”本身。他比喻道，竹节并非竹子的中断，思想之间的转换也不是思想的中断。竹节是竹子的一部分，这种转换也属于意识的一部分。传统的唯理图式试图将中国固化为可供定义的实体印象，而碎片化的可视情境所触及的，并非对旧印象的简单替换，而是对认知过程本身的重构——它激活了意识流中的“转换”部分，在具体场景与抽象判断之间建立了新的连续带。

其二，“我觉得”的理性确定性。与侧重景点打卡的传统旅行记录不同，“中国游”的外国博主和来华直播的主播更注重用脚步丈量中国街巷，体验日常交通与市井生活；“成为中国人”则将东方生活理念变为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变量。这种互动不只关乎物象，更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与相互学习，由此带来了“解先验化”的效应。它冲击了固有的刻板印象，使得一种“先体验，后认知”的“我觉得”，比先入为主的认知更为深刻。比如，深入中国腹地的英国博主“bald and bankrupt”在重庆最深的印象，并非都市景观，而是与当地人的真诚互动。他最终感叹，中国“干净、有序、管理良好，拥有难以置信的基础设施，且人民非常友好”，并称此行让其“重获新生”。

这种基于亲身体验的理性确定性，体现在“真实中国”“超乎期待”等发自内心的感喟中，使更深刻的彼此理解成为可能。跨文化认知的微观过程复杂多样，但在林林总总的案例中，它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动态的递归过程。当亲眼所见的鲜活情境与既有唯理图式发生碰撞时，当镜头中的中国与刻板印象冲突时，认知失调便成为情境反思的契机。其结果，要么是原有的认知图式被局部修正或整体替换为新的情境化信念，要么是既有图式反而被强化。但无论如何，情境化的交往方式依然让主体之间“像文本和语境一样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直到相互构成网络”，创造了一个超越种族和文化界限的有情网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确定性条件。

总而言之，在技术可供性的加持下，情境语言与有情网络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形象的全新语用前提。生命个体的偶然言说、现实生活的原真过程，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模态，被记录、涌现并实现全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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