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明天我为你喝彩 ——新“晋江精神”解读

拿了地后，许连捷开始了迅速建设。但，恒安公司却以一种“怪异”的形式出现了——许连捷不仅没当老总，甚至连公司里的会计、出纳、仓管等一批重要高管职位，也被“让”给了镇里的干部来担当。更令人看不懂的是，他还以用了一块镇里土地的名义，把镇政府也“请进”公司当股东，“至今他们还分享着股权红利。”

“看不懂帐，也不懂管理。”这是他今天的解释。其实还有一层原因，却是那个年代中，每个晋江商人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难题——千方百计不能让自己的公司、企业、工厂和“私”字沾上边儿，而这也就是陈章进们为正处于星星之火状态下的晋江民营经济，保留火种的又一次舍身。

其时的中国，在经历了一番动荡之后，正在“是向前路走、还是向回路退”中左右挣扎。当初的“走私”、“制假”、“投机”……变身为“雇工”、“剥削”、“私营”…等一串这新包装后的字眼，满街乱飞。这一次，已经不是“原有的地”还是“新填出的地”这种办法，就能暗渡陈仓的了。

但凡是“三来一补”的、有境外来的资金的企业，都一改称为外资企业；如果土地有和镇里、村集体合作联办的，就改称为乡镇集体企业。这就是晋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段当地企业竞相改戴“洋帽子”、“红帽子”的传奇。现在已经很难求证出，到底谁是当初的始作俑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段传奇故事的背后，一定是得到了晋江班子成员的集体默认甚至是鼓励。

不过那毕竟只能还是少数已成规模的企业，才能够参与的“抢帽子”的游戏。更多的、还处于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小工厂，连厂名都没有，又哪里找帽子戴呢？

香烟掐了一根又点一根，常委会议室里和弥漫的烟雾一样沉重的是会场的气氛。“最后还是尤垂镇书记发了话。‘我们这个地方不能照搬照用这个政策，什么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这个政策在晋江不适用！晋江的工厂是加工厂性质，就得用大量工人。就这么办了。’可惜那时没有‘劳动密集型’的说法，其实我们当时就是用的这个意思，对上面交待的。”一丝微笑绽露嘴角，老陈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仿佛又听到了战友们称他“黑进帮”（同事们给他起的外号）的时候。

“不光如此，后来我们还以政府名义，专门下了个文件，规定晋江企业可以不按上面的政策要求，明确表示对用工数量不加限定，一律按乡镇企业看待。”黄长江补充道：“那时企业都算乡镇企业，刚好都归我分管的农口管。”

历史的进程终于冲过了那段挣扎，时光也堆皱了两位同年老人脸上的沧桑。那一刻的情景一下子让我回想起18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幸在福建采访项南老书记时的情景。80多岁的老人，一脸的矍铄。聊起回泉州、晋江参观的事，老人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当听说他要回来时，泉州、晋江一带群众自发提出，要用百里红地毯铺路，迎接他回家。老人急了：你们要这么干，我就不回去了！百里红毯撤消了，可当老人一踏入家乡地界时，连串的鞭炮就沿着那回家的路呀，一直地放、一直地放，一直地放，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