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区的压力太大，有时会转嫁压力。丰泽区民政局何副局长说，“社区就是‘小政府’，中央红头文件最终都由社工落实，压力大”。夹在层层摊派的行政任务和居民之间，有的社区主任自嘲“像个冤大头”——得罪上级，考核通不过；得罪群众，工作没法做。以订报任务为例，某社区一年要完成6万元，居民不买账，差额就得由社区和社工消化；而如此次个体户“被捐款”事件，也是转嫁压力。

再次，由于经费不足，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难以实现。如一些社区请不起联防队，治安缺乏保障；而作为城市保洁的重要部分，没钱的社区不能加工资，连清洁工都留不住。

“啥活都干”的现状要改变

实际上，社区的职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位社工说，目前社区建设呈“倒金字塔”状，表面看，仍是城镇居民自治组织，按说怎么弄都可以，没有任务没有压力，但实际上，社区已经成为政府部门最基层的办事机构，他们承担了各种各样的任务，啥活都干，钱却是靠行政拨款，经费不足，还不稳定。

何副局长也曾是一名社工，对于社区的困难深有体会。他说，社区要干的事多，过去除了拨款、店面出租等固定收入外，还可收取摊位卫生费、停车费等搞“马路经济”，但随着摊位整治和停车位划归交警管理，收入渠道越来越单一，必须改变钱和事不对等的现状。

如何走出困境？何副局长有两条建议：一是搞钱，比如现实中不少社区兼物业，收不到物业费还责任重大，而如果成立物业公司或与其合作，能部分解决费不随事转的问题；二是职能分离，成立社区服务中心，“这样可通过项目拿钱，还能一改社区什么活都要干的状况，更专业、更系统地为居民服务”。